第1229章 尊重个体欲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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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岛国，黎明公社食堂。
傍晚。打饭窗口冒着热气，红烧肉和清炒红薯叶的味道混在一起，被吊扇搅得满屋子都是。
今天是公社月度代表会。
北村坐在最前面那张条凳上，面前放着一本翻旧了的会议记录本，旁边搁着搪瓷缸。
各组的大队长坐在前两排。
后面的条凳上挤满了下了工的社员。有人刚从冷库出来，工装袖子上还沾着白草莓的叶子。
有人刚从红薯地回来，鞋底上带着泥。角落里蹲着几个年轻人，手里捧着饭盆，边吃边听。有人手机屏幕上还亮着派币的闪电图标，蓝光一闪一闪。
北村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水，翻开记录本。
“今天的议题就一个。上次我跟李晨在田埂上聊了个事——尊重个体欲望的差异。今天跟大家摊开来聊聊。咱们黎明公社现在有一万多人，这个数字已经好几年没动了。”
“为什么不动？”
“今天谁都可以说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，不用举手。公社的规矩是饭桌上能说的话，会上就能说。”
食堂里安静了几秒。
坐在第二排的一个中年男人先开了口，四十出头，方脸，手掌上全是老茧。开卡车的，以前在曼谷码头拉集装箱，来公社干了快两年，现在负责冷库到码头的运输队。
“北村先生，我说句实话。我在公社干了这些年，基础保障没问题，看病不要钱，孩子上学不要钱，住的房子也不差。但我现在一个月挣的工分，折成现金跟外面比少了一截。”
“少多少？”
“我弟弟在工业园开叉车，上个月到手的工资是我的一倍半。昨天他跟我说——哥，你来工业园干吧。我说我有公社的保障。他说工业园也有保障，南岛国基础福利全覆盖，你在公社能享受到的在外面也能享受到。他还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他说——哥，你今年四十出头，正是能干的年纪。平等是底线，不是天花板。你不想碰天花板？”
北村点了点头。
“这句话是你弟弟说的，还是你想说的？”
“都有。”
坐在角落里捧着饭盆的一个年轻人接过了话头。二十多岁，瘦高个，戴着一副旧眼镜，在冷库做数据记录。
“北村先生，我补充一句。我报了计算机课程，学费国家免了，但书本费公社不给报销。我去问后勤组，后勤组说咱们公社现在只有一万多人，财政预算每年固定，没有教育专项补贴。”
“你怎么说？”
“我说我学计算机是为了以后给公社写代码。后勤组说那等你学会了再说。我那门课上了大半年，学了不少东西，在冷库写了个小程序自动记录库存数据。红姐都 说比以前手动抄表快多了。但我多干的这些活工分没涨。”
“为什么没涨？”
“因为公社规定，技术岗和生产岗的工分系数一样。我在冷库写代码和我在冷库搬箱子，拿一样的工分。我不是嫌搬箱子不好，我是觉得搬箱子可以拿一样的保障，但不能拿一样的工分。”
“你不平衡。”
“对。但我不是说不要保障。我是说我想多干点自己擅长的事，多挣点。多挣来的钱我自己花也好，捐给公社也好，那是我自己的事。你得让我有得选。”
坐在第一排一直没有开口的生产组大队长站了起来。五十多岁，皮肤晒得黝黑，手指粗短，负责公社的蔬菜种植区，手下管着好几百号人。
“北村先生，你说完社员，我想说一下管理层。公社现在的管理是分组制——种植的管种植，生产的管生产，后勤的管后勤。每个组都有大队长，下面还有小队长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。”
“什么问题？”
“大队长和小队长的权限边界太模糊。比如冷库那块，归后勤组管还是归生产组管？红姐负责冷库的管理，但冷库里的草莓是种植组送来的，入库出库归后勤组，草莓的质量问题归种植组。一箱草莓如果在冷库里冻坏了，是后勤组没调好温度，还是种植组送的时候已经坏了？这责任分不清。”
“还有一件事。你刚才说如果把搞服务的专门划一个区块，容易出现特权阶层。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——搞服务的人分散在各个区块里，权限反而比谁都大。比如食堂采购，归后勤组管。采购的人每天经手大量的钱和物资，如果没有人监督，他比大队长的权力还大。”
“大队长管人，他管钱。管人的人能看到、能监督到。管钱的人一旦躲在角落里，谁都看不见。我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审计小组，不归任何一个组管，直接对代表委员会负责。审计小组的人可以轮换——今年你审计我，明年我审计你。”
“这条建议很好。审计小组的事明天开会专门讨论。你说的权限边界模糊的问题，各大队长先把自己组里跟其他组有重叠的权限列个清单出来，下个月开会一条一条厘清。”
管冷库的红姐站起来，手里还拿着上午的产量报表。
“北村先生，刚才小吴说在冷库写代码和搬箱子拿一样的工分——如果以后改制度，技术岗的工分系数调高了，那搬箱子的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歧视？种红薯的会不会觉得开卡车的多拿工分不公平？你刚才说的个体欲望差异我同意，但问题是差异一旦显性化，矛盾就出来了。以前大家拿一样多，没人有意见。以后有人多拿有人少拿，少拿的人怎么想？他会不会说凭什么我搬箱子就比你写代码低一等？”
“不会低一等。”
北村把搪瓷缸放在桌上。
“低一等是人格上的歧视，少拿是岗位贡献的差异。搬箱子的和写代码的在人格上是一样的，但岗位贡献不一样。如果你在搬箱子的岗位上干到最好，或者你发明了一种更快更安全的搬箱子方法，你的工分也可以调高。反过来如果你在写代码的岗位上写不出代码，你的工分也会降。工分跟岗位不绑定，跟贡献绑定。这是第一个调整。”
“第二个调整——社员可以自由择业。你想离开公社去工业园上班，可以。公社不拦你，但你不再是公社社员。基础保障还在，因为那是南岛国给的，跟公社没关系。你想继续留在公社，也可以。公社的底线保障不变，但工分制度会改革。”
那个开卡车的中年男人站起来。
“北村先生，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工业园开卡车，挣更多钱，同时我在公社的保障不变？”
“没错。南岛国的国民福利是全覆盖的，不管你在工业园、公社还是自己摆摊卖椰子水，基础保障一样。公社是一个劳动合作组织，不是监狱。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走了以后你要是觉得外面不好，还可以回来。但回来的时候你的工分从头开始算，因为你离开的那段时间没有为公社做贡献。这不是惩罚，是公平。”
角落里那个瘦高个放下饭盆，推了推眼镜。
“那我要是想留在公社，但做两份事呢？白天在冷库写代码，晚上去工业园兼职？现在公社规定社员不能在外面兼职——说这样会占用精力影响本职工作。但本职工作的工分又不高，我兼个职挣点外快也不行？”
“这条规定我今天就废除。从明天开始，社员可以在公社之外兼职。但有两条——第一，兼职不能占用公社的劳动时间，你可以晚上去、周末去、休假去。第二，你在外面兼职挣的钱是你自己的，但你不能利用公社的资源为兼职服务。你不能用公社的电脑、公社的网络、公社的冷库数据去接外面的私活。这两条是底线。”
北村停了一下，端起搪瓷缸。食堂里很安静。
“公权力不能私有，公共资源不能占用。让每个人有选择的权利，同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这才是尊重个体欲望。想走的，不拦。想留的，不赶。想多挣的，给你路。想过安稳日子的，给你保障。但不管走哪条路，公共资源归公共，特权不能有。”
后面有人轻轻鼓了一下掌。然后是好几下。
食堂门口传来猫叫，那只橘猫不知什么时候溜进来，蹲在打饭窗口下面，尾巴在瓷砖地上扫来扫去。
一个打饭的大姐从窗口探头看了看，扔了半块红烧肉下去。
蹲在角落里的那个在手机上点闪电的年轻人忽然抬起头。二十出头，在红薯地干活，手上的泥还没洗干净。
“北村先生，咱们公社也有人点派币。你上次跟李晨在田埂上说那是集体发梦。我自己也点，每天点一下，反正不要钱。但我不是信它能改变命运——我是觉得，大家都在点，我不点有点吃亏。万一哪天它真的主网上线了呢？万一呢？你刚才说尊重个体欲望差异，那这种点闪电的欲望你尊不尊重？”
食堂里哄地笑了。
“点闪电是你个人的事，公社不管。但有一点——你不能在劳动时间点，不能因为点闪电耽误了红薯地里的活。也不能让旁边的社员帮你点，更不能拿公社的手机一个个去注册。主网上线之前你点多少都是你的自由，主网上线以后如果真能兑现，公社不抽你一分钱。但前提是——你的闪电是在你自己的手机上用自己的时间点的，不是用公社的资源点的。”
食堂里响起一阵掌声。那个年轻人把手机屏幕亮给大家看——闪电图标旁边显示派币数量已经攒了好几千个。
旁边有人探过头来。
“你这攒了好几个月了吧？天天点，手指头都点出老茧了。”
“没有，点闪电不要力气，要的是耐心。我种红薯也是要耐心——红薯和闪电，一个长在地下，一个飘在天上，都是等。”
旁边的人又问。
“你这些闪电能换多少红烧肉？”
“能换整个食堂的红烧肉。”
“你疯了。”
“没疯。我说的是主网上线以后。在那之前，只能换自己碗里的。”
一个中年女社员从后面站起来。在食堂帮厨的，围裙还没摘。
“北村先生，你们刚才说的那些大道理我听了半懂。我就问一句——我女儿明年考大学，想考希望岛大学。她成绩在班上排前几名，老师说有希望。但希望岛大学虽然免学费，住宿费要自己掏。我跟她爸都在公社干活，一个月工分折下来，供她上大学的住宿费有点紧。如果以后工分制度改革了，我们能不能多挣点？”
“能。你女儿考上希望岛大学那天，公社给她出一笔奖学金。不是贷款，不用还。就一个条件——她毕业以后如果有机会，回到公社来干一段时间。不是一辈子，是一段时间。把她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带回公社，哪怕就一年。”
“她要是不想回来呢？”
“不回来也行。奖学金不追回。她是南岛国的孩子，不是公社的私有财产。她去哪里都是南岛国的人，她去工业园也好，去王宫也好，出国留学也好——她过得好，公社就不亏。但你要告诉她，公社给她奖学金不是因为公社钱多，是因为她是这个地方出来的。”
女社员站在那里，围裙上还沾着面粉。
“北村先生，我女儿要是考不上呢？”
“考不上就考不上。路不止一条。考不上大学可以学手艺，可以进工业园，可以留在公社。她在公社食堂跟你学做菜，学到你一半手艺，她这辈子也饿不着。”
食堂里安静了几秒。中年女社员坐下了，低头擦了擦眼睛。
开卡车的中年男人站起来。
“北村先生，你刚才说想走的不拦，想留的不赶。那最后一个问题——你觉得现在有多少人想走？”
“我没统计过。但今天开完会，你可以自己做个调查。想走的举手——我不看。”
没有人举手。角落里那个瘦高个推了推眼镜。
“我不是不想走。我是不想现在走。我想看看你说的那些改革能不能落地。如果能落地，我还想继续在公社干。如果落不了地，我明年就去工业园。”
“那你帮我盯着。改革落不落地，不是靠我说了算，是靠在座的所有人盯着。你们盯得紧，我改得快。你们盯得松，我也许会偷懒。但我不想偷懒——因为我这一辈子就剩这么点时间了。我在日本搞赤军的时候以为革命是一下子的事，后来发现不是。革命是一点一点改，改到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找到价值。今天你们说的每一条意见，我都记下了。”
北村拿起搪瓷缸喝掉最后一口水，站起来，把记录本合上。
“明天上午代表委员会开专题会，一条一条落地。最后还有一句话——以前的黎明公社替大家做了太多选择。替你们选了住哪，选了干什么活，选了拿多少工分。从明天开始，选择还给你们。想走的，公社不留。想留的，公社不赶。想回来的，公社还认你。但不是认你这个人，是认你这段时间在外面做了什么——你带着本事回来，比你空着手回来更有价值。”
散会。社员们端着饭盆往外走，脚步声和说笑声混在一起。
食堂吊扇还在吱吱地转，那只橘猫已经从打饭窗口底下挪到了门口，蹲在门槛上看外面红薯地里最后一抹晚霞。
南岛国，黎明公社食堂。
傍晚。打饭窗口冒着热气，红烧肉和清炒红薯叶的味道混在一起，被吊扇搅得满屋子都是。
今天是公社月度代表会。
北村坐在最前面那张条凳上，面前放着一本翻旧了的会议记录本，旁边搁着搪瓷缸。
各组的大队长坐在前两排。
后面的条凳上挤满了下了工的社员。有人刚从冷库出来，工装袖子上还沾着白草莓的叶子。
有人刚从红薯地回来，鞋底上带着泥。角落里蹲着几个年轻人，手里捧着饭盆，边吃边听。有人手机屏幕上还亮着派币的闪电图标，蓝光一闪一闪。
北村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水，翻开记录本。
“今天的议题就一个。上次我跟李晨在田埂上聊了个事——尊重个体欲望的差异。今天跟大家摊开来聊聊。咱们黎明公社现在有一万多人，这个数字已经好几年没动了。”
“为什么不动？”
“今天谁都可以说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，不用举手。公社的规矩是饭桌上能说的话，会上就能说。”
食堂里安静了几秒。
坐在第二排的一个中年男人先开了口，四十出头，方脸，手掌上全是老茧。开卡车的，以前在曼谷码头拉集装箱，来公社干了快两年，现在负责冷库到码头的运输队。
“北村先生，我说句实话。我在公社干了这些年，基础保障没问题，看病不要钱，孩子上学不要钱，住的房子也不差。但我现在一个月挣的工分，折成现金跟外面比少了一截。”
“少多少？”
“我弟弟在工业园开叉车，上个月到手的工资是我的一倍半。昨天他跟我说——哥，你来工业园干吧。我说我有公社的保障。他说工业园也有保障，南岛国基础福利全覆盖，你在公社能享受到的在外面也能享受到。他还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他说——哥，你今年四十出头，正是能干的年纪。平等是底线，不是天花板。你不想碰天花板？”
北村点了点头。
“这句话是你弟弟说的，还是你想说的？”
“都有。”
坐在角落里捧着饭盆的一个年轻人接过了话头。二十多岁，瘦高个，戴着一副旧眼镜，在冷库做数据记录。
“北村先生，我补充一句。我报了计算机课程，学费国家免了，但书本费公社不给报销。我去问后勤组，后勤组说咱们公社现在只有一万多人，财政预算每年固定，没有教育专项补贴。”
“你怎么说？”
“我说我学计算机是为了以后给公社写代码。后勤组说那等你学会了再说。我那门课上了大半年，学了不少东西，在冷库写了个小程序自动记录库存数据。红姐都 说比以前手动抄表快多了。但我多干的这些活工分没涨。”
“为什么没涨？”
“因为公社规定，技术岗和生产岗的工分系数一样。我在冷库写代码和我在冷库搬箱子，拿一样的工分。我不是嫌搬箱子不好，我是觉得搬箱子可以拿一样的保障，但不能拿一样的工分。”
“你不平衡。”
“对。但我不是说不要保障。我是说我想多干点自己擅长的事，多挣点。多挣来的钱我自己花也好，捐给公社也好，那是我自己的事。你得让我有得选。”
坐在第一排一直没有开口的生产组大队长站了起来。五十多岁，皮肤晒得黝黑，手指粗短，负责公社的蔬菜种植区，手下管着好几百号人。
“北村先生，你说完社员，我想说一下管理层。公社现在的管理是分组制——种植的管种植，生产的管生产，后勤的管后勤。每个组都有大队长，下面还有小队长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。”
“什么问题？”
“大队长和小队长的权限边界太模糊。比如冷库那块，归后勤组管还是归生产组管？红姐负责冷库的管理，但冷库里的草莓是种植组送来的，入库出库归后勤组，草莓的质量问题归种植组。一箱草莓如果在冷库里冻坏了，是后勤组没调好温度，还是种植组送的时候已经坏了？这责任分不清。”
“还有一件事。你刚才说如果把搞服务的专门划一个区块，容易出现特权阶层。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——搞服务的人分散在各个区块里，权限反而比谁都大。比如食堂采购，归后勤组管。采购的人每天经手大量的钱和物资，如果没有人监督，他比大队长的权力还大。”
“大队长管人，他管钱。管人的人能看到、能监督到。管钱的人一旦躲在角落里，谁都看不见。我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审计小组，不归任何一个组管，直接对代表委员会负责。审计小组的人可以轮换——今年你审计我，明年我审计你。”
“这条建议很好。审计小组的事明天开会专门讨论。你说的权限边界模糊的问题，各大队长先把自己组里跟其他组有重叠的权限列个清单出来，下个月开会一条一条厘清。”
管冷库的红姐站起来，手里还拿着上午的产量报表。
“北村先生，刚才小吴说在冷库写代码和搬箱子拿一样的工分——如果以后改制度，技术岗的工分系数调高了，那搬箱子的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歧视？种红薯的会不会觉得开卡车的多拿工分不公平？你刚才说的个体欲望差异我同意，但问题是差异一旦显性化，矛盾就出来了。以前大家拿一样多，没人有意见。以后有人多拿有人少拿，少拿的人怎么想？他会不会说凭什么我搬箱子就比你写代码低一等？”
“不会低一等。”
北村把搪瓷缸放在桌上。
“低一等是人格上的歧视，少拿是岗位贡献的差异。搬箱子的和写代码的在人格上是一样的，但岗位贡献不一样。如果你在搬箱子的岗位上干到最好，或者你发明了一种更快更安全的搬箱子方法，你的工分也可以调高。反过来如果你在写代码的岗位上写不出代码，你的工分也会降。工分跟岗位不绑定，跟贡献绑定。这是第一个调整。”
“第二个调整——社员可以自由择业。你想离开公社去工业园上班，可以。公社不拦你，但你不再是公社社员。基础保障还在，因为那是南岛国给的，跟公社没关系。你想继续留在公社，也可以。公社的底线保障不变，但工分制度会改革。”
那个开卡车的中年男人站起来。
“北村先生，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工业园开卡车，挣更多钱，同时我在公社的保障不变？”
“没错。南岛国的国民福利是全覆盖的，不管你在工业园、公社还是自己摆摊卖椰子水，基础保障一样。公社是一个劳动合作组织，不是监狱。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走了以后你要是觉得外面不好，还可以回来。但回来的时候你的工分从头开始算，因为你离开的那段时间没有为公社做贡献。这不是惩罚，是公平。”
角落里那个瘦高个放下饭盆，推了推眼镜。
“那我要是想留在公社，但做两份事呢？白天在冷库写代码，晚上去工业园兼职？现在公社规定社员不能在外面兼职——说这样会占用精力影响本职工作。但本职工作的工分又不高，我兼个职挣点外快也不行？”
“这条规定我今天就废除。从明天开始，社员可以在公社之外兼职。但有两条——第一，兼职不能占用公社的劳动时间，你可以晚上去、周末去、休假去。第二，你在外面兼职挣的钱是你自己的，但你不能利用公社的资源为兼职服务。你不能用公社的电脑、公社的网络、公社的冷库数据去接外面的私活。这两条是底线。”
北村停了一下，端起搪瓷缸。食堂里很安静。
“公权力不能私有，公共资源不能占用。让每个人有选择的权利，同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这才是尊重个体欲望。想走的，不拦。想留的，不赶。想多挣的，给你路。想过安稳日子的，给你保障。但不管走哪条路，公共资源归公共，特权不能有。”
后面有人轻轻鼓了一下掌。然后是好几下。
食堂门口传来猫叫，那只橘猫不知什么时候溜进来，蹲在打饭窗口下面，尾巴在瓷砖地上扫来扫去。
一个打饭的大姐从窗口探头看了看，扔了半块红烧肉下去。
蹲在角落里的那个在手机上点闪电的年轻人忽然抬起头。二十出头，在红薯地干活，手上的泥还没洗干净。
“北村先生，咱们公社也有人点派币。你上次跟李晨在田埂上说那是集体发梦。我自己也点，每天点一下，反正不要钱。但我不是信它能改变命运——我是觉得，大家都在点，我不点有点吃亏。万一哪天它真的主网上线了呢？万一呢？你刚才说尊重个体欲望差异，那这种点闪电的欲望你尊不尊重？”
食堂里哄地笑了。
“点闪电是你个人的事，公社不管。但有一点——你不能在劳动时间点，不能因为点闪电耽误了红薯地里的活。也不能让旁边的社员帮你点，更不能拿公社的手机一个个去注册。主网上线之前你点多少都是你的自由，主网上线以后如果真能兑现，公社不抽你一分钱。但前提是——你的闪电是在你自己的手机上用自己的时间点的，不是用公社的资源点的。”
食堂里响起一阵掌声。那个年轻人把手机屏幕亮给大家看——闪电图标旁边显示派币数量已经攒了好几千个。
旁边有人探过头来。
“你这攒了好几个月了吧？天天点，手指头都点出老茧了。”
“没有，点闪电不要力气，要的是耐心。我种红薯也是要耐心——红薯和闪电，一个长在地下，一个飘在天上，都是等。”
旁边的人又问。
“你这些闪电能换多少红烧肉？”
“能换整个食堂的红烧肉。”
“你疯了。”
“没疯。我说的是主网上线以后。在那之前，只能换自己碗里的。”
一个中年女社员从后面站起来。在食堂帮厨的，围裙还没摘。
“北村先生，你们刚才说的那些大道理我听了半懂。我就问一句——我女儿明年考大学，想考希望岛大学。她成绩在班上排前几名，老师说有希望。但希望岛大学虽然免学费，住宿费要自己掏。我跟她爸都在公社干活，一个月工分折下来，供她上大学的住宿费有点紧。如果以后工分制度改革了，我们能不能多挣点？”
“能。你女儿考上希望岛大学那天，公社给她出一笔奖学金。不是贷款，不用还。就一个条件——她毕业以后如果有机会，回到公社来干一段时间。不是一辈子，是一段时间。把她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带回公社，哪怕就一年。”
“她要是不想回来呢？”
“不回来也行。奖学金不追回。她是南岛国的孩子，不是公社的私有财产。她去哪里都是南岛国的人，她去工业园也好，去王宫也好，出国留学也好——她过得好，公社就不亏。但你要告诉她，公社给她奖学金不是因为公社钱多，是因为她是这个地方出来的。”
女社员站在那里，围裙上还沾着面粉。
“北村先生，我女儿要是考不上呢？”
“考不上就考不上。路不止一条。考不上大学可以学手艺，可以进工业园，可以留在公社。她在公社食堂跟你学做菜，学到你一半手艺，她这辈子也饿不着。”
食堂里安静了几秒。中年女社员坐下了，低头擦了擦眼睛。
开卡车的中年男人站起来。
“北村先生，你刚才说想走的不拦，想留的不赶。那最后一个问题——你觉得现在有多少人想走？”
“我没统计过。但今天开完会，你可以自己做个调查。想走的举手——我不看。”
没有人举手。角落里那个瘦高个推了推眼镜。
“我不是不想走。我是不想现在走。我想看看你说的那些改革能不能落地。如果能落地，我还想继续在公社干。如果落不了地，我明年就去工业园。”
“那你帮我盯着。改革落不落地，不是靠我说了算，是靠在座的所有人盯着。你们盯得紧，我改得快。你们盯得松，我也许会偷懒。但我不想偷懒——因为我这一辈子就剩这么点时间了。我在日本搞赤军的时候以为革命是一下子的事，后来发现不是。革命是一点一点改，改到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找到价值。今天你们说的每一条意见，我都记下了。”
北村拿起搪瓷缸喝掉最后一口水，站起来，把记录本合上。
“明天上午代表委员会开专题会，一条一条落地。最后还有一句话——以前的黎明公社替大家做了太多选择。替你们选了住哪，选了干什么活，选了拿多少工分。从明天开始，选择还给你们。想走的，公社不留。想留的，公社不赶。想回来的，公社还认你。但不是认你这个人，是认你这段时间在外面做了什么——你带着本事回来，比你空着手回来更有价值。”
散会。社员们端着饭盆往外走，脚步声和说笑声混在一起。
食堂吊扇还在吱吱地转，那只橘猫已经从打饭窗口底下挪到了门口，蹲在门槛上看外面红薯地里最后一抹晚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