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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早上我路过周寡妇家门口，看见她男人站在院子里，两只手搓来搓去，像是有话说不出口。
周寡妇叫春兰，其实也不算寡妇，男人活着，只是常年在外头打工。村里人都这么叫惯了，她也应。她男人叫建国，在镇上砖厂搬砖，一个月回来一趟。这回不知道怎么了，大清早的，我拎着豆浆油条往厂里赶，就撞见他们两口子在院子里站着。
建国先开的口。他伸出手，想去握春兰的手。春兰那只手本来插在围裙兜里，被他拽出来，像根木头似的任他握着。
“媳妇，”建国说，“我要走了，你要想我啊。”
我差点笑出声。四十岁的人了，说这话也不害臊。春兰比我小两岁，但看着比我老相，大概是一个人操持家累的。她甩开建国的手，往围裙上擦了擦，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
建国还不走，又往前凑了凑：“我走之前……我想亲亲你。”
这下我真憋不住了，假装咳嗽两声，从他们门口快步走过去。余光里看见春兰往后退了一步，脸涨得通红，说：“都是老夫老妻的，有什么亲的？你赶快走吧，你去赚钱吧。”
我过了他们家拐角，放慢脚步，到底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建国背着个蛇皮袋子往村口走，一步三回头。春兰站在门槛里头，没动。
等我走到村口豆浆摊，建国正从那经过，低着头，步子迈得很大。卖豆浆的老陈头冲他喊：“建国，又出去挣钱啦？”建国点点头，没停。
我坐下来要了碗豆浆，两根油条。厂里八点上班，还早。
老陈头一边给我舀豆浆一边说：“建国这人，老实。就是娶了个厉害媳妇。”
我没接话。春兰厉害不厉害我不知道，我跟她不熟。我在镇上纸箱厂当库管，每天跟数字打交道，下班就回我妈那儿吃饭，村里人认识的不多。
喝完豆浆，我往厂里走。路过春兰家的时候，我鬼使神差地又看了一眼。
院门关着。
但那盆花，早上还摆在门口台阶上的那盆吊兰，不见了。
我当时没往心里去。花盆嘛，可能是搬进去浇水了。
到厂里打完卡，我刚进库房，同事小刘就凑过来了。小刘是出纳，比我小五岁，整天八卦这个八卦那个。
“田姐，”她压低声音，“你知道不，周建国家的，那个……”
我手里拿着盘点表，头也没抬：“哪个？”
“春兰啊，”小刘说，“我表嫂跟她一个村嫁过来的，说她家那个花盆，有问题。”
我这才抬起头：“花盆？”
“嗯，”小刘神神秘秘的，“说那花盆底下，压着东西。建国每次出门，她都要搬出来。建国一回来，她又搬回去。”
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早上那一幕——春兰站在门槛里，没送建国，但眼睛一直盯着……盯着什么？不是建国，是他脚边？是那盆花？
“压着什么？”我问。
小刘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我表嫂也说不上来，就是村里人传的。”
我没再问。库房里闷热，电扇吱呀吱呀转着，我对着盘点表发了会儿呆。
中午去食堂吃饭，碰见我们主任老赵。老赵五十多了，在厂里干了三十年，什么人都认识。他端着餐盘在我对面坐下，问我这个月的库存报表做好没有。
我说快了。
他点点头，忽然说：“你今天早上，从周家门口过的？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“有人看见了，”老赵夹了一筷子土豆丝，“说你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。”
我心里有点不痛快。这村里，真是干什么都有人盯着。
“没看什么，”我说，“就是路过。”
老赵笑笑，没再问。但他那笑，让我觉得他知道点什么。
下午下班，我特意绕了远路，从春兰家后头那条巷子走。她家后墙有个小窗户，窗台上摆着那盆吊兰。窗帘拉着，看不清里头。
我站了一会儿，正要走，窗户突然开了。
春兰探出头来，吓了我一跳。
“你站这儿干嘛？”她看着我，眼神直愣愣的。
我有点慌：“没……路过。”
她盯着我看了几秒，忽然说：“进来坐坐？”
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进去了。
她家收拾得干净，堂屋地上铺着塑料地板革，擦得发亮。那盆吊兰就放在墙角，叶子绿油油的。
春兰给我倒了杯水，在我对面坐下。
“你是纸箱厂那个田会计吧？”她问。
“库管，”我说，“不是会计。”
她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你今天早上，都看见了？”
我心里一跳：“看见什么？”
“他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建国要走的时候，那个样子。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低着头，手指在膝盖上划来划去。
“他每次走都这样，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“每次都说那些话。说了二十年了。”
二十年。我算了算，春兰今年三十八，那就是十八岁嫁过来的。
“你不耐烦他？”我问。
她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我读不懂，像是笑，又像是哭。
“不耐烦？”她重复了一遍，忽然站起来，走到墙角，把那盆吊兰搬起来，放在我脚边。
“你看看。”
我低头看。吊兰长得很好，叶子垂下来，盖住了花盆边缘。我伸手拨开叶子，花盆是那种普通的红陶盆，没什么特别。
“翻过来。”春兰说。
我把花盆轻轻倾斜，看见盆底压着一张纸。纸折得很小，塞在盆底和托盘之间，发黄了，边角都毛了。
“打开。”春兰说。
我把那张纸抽出来，展开。
是一张信纸，对折的，上面写着字。钢笔字，歪歪扭扭的：
“春兰，我走了。你别怪我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等我。”
落款日期是二十年前。
我抬起头，看着春兰。
她坐回凳子上，眼睛看着窗外。
“他第一次出门打工那天写的，”她说，“偷偷塞在花盆底下。我第二天才发现。”
我把信纸折好，不知道该放回原处还是递给她。
“后来每次走，他都写一张？”我问。
春兰摇头：“就这一张。他说，写一次就够了，反正都是这句话。”
我捏着那张纸，忽然觉得有点沉。
“那你为什么……每次他走，都把这个搬进来？”我问，“等他回来，又搬出去？”
她没回答，站起来走到门口，往外看了看。天色暗下来了，巷子里没人。
“你跟我来。”她说。
我跟她出了门，穿过两条巷子，走到村东头一块空地上。那里有个小土坡，长满了杂草。春兰站在土坡前，指着坡底下一块地方。
“那儿，”她说，“埋着东西。”
我顺着她手指看过去，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就是一片杂草。
“埋的什么？”
春兰转过身，看着我。天快黑了，她的脸在暮色里看不太清楚，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。
“你真想知道？”
我点点头。
她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不会说了。然后她开口，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：
“我第一个男人。”
风忽然大起来，吹得杂草刷刷响。我后背一阵发凉。
“你……第一个？”
“我不是周家的人，”她说，“我是十七岁那年，被人带到这里来的。那个人说带我去城里打工，结果把我卖给了周家。周家那个儿子，有病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他爸妈花了两千块钱，买我给他当媳妇。”
我站在原地，手脚发冷。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“后来，”她看着那片杂草，“他死了。我埋的。周家老两口也死了。剩下建国，他是那人的堂弟，比我大三岁，从小就喜欢我。他爸妈不同意，他就等，等到三十岁，终于把我娶了。”
我想起建国那张憨厚的脸，想起他早上握着春兰的手说“你要想我啊”。
“他知道吗？”我问，“这个……”
春兰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我跟他说，我娘家没人了，逃荒来的。他信。”
风更大了，吹得我睁不开眼。春兰往回走，我跟在后面。走到她家门口，她停下来，转身看着我。
“田会计，”她说，“你信命吗？”
我没回答。
她推开门，进去了。那盆吊兰还在墙角，信纸被我捏在手里，忘了还给她。
我站在门外，看着那张发黄的纸，看着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字。二十年前，建国写下这些话的时候，知不知道她要等的是这个？知不知道她每天搬进搬出的，不只是他的一片心，还有她埋了二十年的秘密？
我回到家，我妈正在厨房炒菜，油烟机轰轰响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里还捏着那张纸。
吃饭的时候，我妈问我今天怎么了，心不在焉的。
我说没事。
晚上躺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想起春兰的眼神，想起她说“你信命吗”，想起那片杂草底下的东西。
第二天上班，小刘又凑过来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我表嫂说，周建国家的那个花盆，昨天下午搬进去了，没搬出来。”
我看着她。
“建国不是早上才走吗？怎么晚上就搬进去了？”小刘眨着眼睛，“肯定有事。”
我没说话。下班的时候，我又从春兰家后头那条巷子走。窗户关着，窗帘拉着，那盆吊兰摆在窗台上，叶子在风里轻轻晃。
我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要走，窗户开了。
春兰探出头来，这回没问我站这儿干嘛，只是看着我。
“那张纸，”她说，“你还没还我。”
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发黄的信纸，递给她。她接过去，看了看，忽然笑了。
“二十年了，”她说，“他写的字还是那么难看。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把信纸叠好，又塞回花盆底下。
“我明天早上搬进去。”她说。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她看着我，暮色里那张脸忽然年轻起来，像是二十年前刚到这里的样子。
“因为他在外面挣钱，”她说，“我得等他回来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她关上窗户，拉上窗帘。那盆吊兰在窗台上，叶子绿油油的，底下压着二十年前的一张纸。
我往回走，走到巷子口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她家亮起灯来，昏黄的，从窗帘缝里透出来。
第三天上班，小刘又来了。
“田姐田姐，”她说，“周建国家的，今天早上又把花盆搬出去了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你说她到底在搞什么？”小刘问，“搬来搬去的，不累吗？”
我说：“不累。”
小刘看着我，一脸不解。
我没解释。
有些事，解释不清的。
比如春兰为什么每天搬那个花盆。比如她为什么把那片杂草底下的秘密守了二十年。比如建国写那张纸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相信她会等他。
比如我，一个外人，为什么站在她家窗户底下，看着那盆吊兰，看了那么久。
第四天，厂里出事了。
老赵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我这个月的库存报表有问题，数字对不上。
我说不可能，我盘了三遍。
老赵把报表拍在桌子上：“你自己看看，这批纸箱的进库日期，跟出库日期差了三天。这三天里，货在哪儿？”
我拿起报表看，脑子嗡的一声。
数字是对的，但日期真的错了。我写的时候没注意，把一批货的进库日期写晚了两天。
“田颖啊，”老赵叹气，“你在厂里干了五年，从来没出过错。这几天怎么了？”
我站在那儿，说不出话。
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自从那天早上路过春兰家门口，看见建国握着她的手说那些话，看见她搬进搬出那盆花，看见那张发黄的信纸，听见她说的那些事，我脑子里就一直乱糟糟的。
“回去重做，”老赵说，“下次注意。”
我拿着报表出来，小刘在门口等我。
“老赵骂你了？”她问。
我摇摇头。
“你别往心里去，”她说，“老赵就是那个脾气。”
我回到库房，对着电脑，怎么也静不下来。脑子里一会儿是春兰的脸，一会儿是那片杂草，一会儿是建国背着蛇皮袋子的背影。
下午下班，我没回家，又去了春兰家。
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看见我进来，没说话，指了指旁边的小凳子。
我坐下，看着她搓衣服。她的手很粗，指节突出，是干惯了活的。
“今天又来了？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报表的事，我听说了，”她头也不抬，“你们厂里有人跟我说的。”
我没问是谁。这村里，什么事都传得快。
“你是因为我才出错的？”她问。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不是。”
她笑了，抬起头看着我：“田会计，你不会说谎。”
我看着她的脸。夕阳照在她脸上，皱纹很深，但眼睛很亮。
“我知道你会再来，”她说，“从你那天站在我家窗户底下，我就知道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你跟我一样，”她低下头，继续搓衣服，“心里有事，放不下。”
我坐在那儿，看着她的背影。她瘦，肩膀窄，但背挺得很直。
“你那个男人，”她忽然说，“是死了还是走了？”
我心里一紧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猜的，”她说，“你一个人住娘家，从不提男人孩子，也不见有人来看你。不是死了就是走了。”
我沉默了很久。
“走了，”我说，“十年了。”
“跟人走的？”
“嗯。”
她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抬起头看着我。
“那你比我强，”她说，“我是被带来的，你是自己留下的。”
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强。
那天晚上，我在她家吃的饭。她做的面条，搁了点青菜，打了两个鸡蛋。我们坐在堂屋里，对着那盆吊兰，吃面。
“建国每次回来，都给我带东西，”她说，“上次带了一件棉袄，上上次带了一双皮鞋。我都放着，没舍得穿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她放下筷子，看着那盆吊兰。
“因为穿了就旧了，”她说，“放着，还是新的。”
我看着那盆吊兰，叶子在灯光下绿得发亮。
“你恨他吗？”我问，“建国？”
她想了想，摇头。
“不恨。他是个好人。要不是他，我当年可能就死了。”
“那那个人呢？”我问，“带你来的那个？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头继续吃面。
“死了，”她说，“早就死了。我埋的那个，就是他。”
我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了。
“你……埋的是他？”
她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水。
“他把我卖了两千块钱，自己拿了钱要走。周家的人不让，说他得把人送到，钱才能拿。他不干，半夜来偷我。周家那个儿子，躺在床上，动不了，喊不出声。他进来，捂我的嘴，拖我走。我挣不开，摸到床边一个东西，就砸下去了。”
她说的很平静，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他死了。我在地上坐了一夜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把他拖到村东头那块空地，挖坑埋了。周家老两口不知道，他们以为他拿了钱走了。建国也不知道，他那时候还在镇上念书，没回来。”
我看着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这些年，没人找过？”我问。
她摇头：“他是外地人，来这儿就是骗钱的，没人认识他。死了就死了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告诉我？”
她看着我，忽然笑了。
“因为你有天会帮我写出来，”她说，“你不是会计吗？你会写字。你把这些事写下来，等我死了，让以后的人知道，周家的春兰，不是生来就这样的。”
我看着她，心里翻江倒海。
“你自己不会写？”
“不会，”她说，“我一天学都没上过。建国教我认了几个字，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会写‘春兰’两个字。”
我想起那张发黄的信纸，想起上面歪歪扭扭的字。建国写的，她认得，但写不出来。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”我问，“建国？”
她低下头，看着碗里的面。
“告诉他什么？说他堂哥是来卖我的？说我把他打死了？说我埋了二十年？他知道了，怎么办？告我？还是瞒着？告我，我没命了。瞒着，他这辈子心里都压着个石头。”
我沉默。
“有些事，”她说，“烂在肚子里，比说出来好。”
那天晚上回去，我躺在床上，很久没睡着。
想起春兰说的话，想起她平静的眼神，想起那片杂草底下的东西。二十年了，她每天从那片空地旁边走过，每天对着那个秘密吃饭睡觉洗衣服，每天等建国回来，每天搬进搬出那盆花。
她是怎么熬过来的？
第二天上班，我把报表重新做了一遍，交给老赵。他看了看，点点头。
“对了，”他说，“田颖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？要是有，可以请两天假。”
我说没事。
回到库房，小刘又凑过来。
“田姐，你知道吗，周建国家的，今天早上又把花盆搬进去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建国不是走了才三天吗？”
“是啊，”小刘说，“所以奇怪啊。我表嫂说，以前都是建国走的时候搬进去，回来的时候搬出来。这次怎么刚走就搬进去了？”
我心里忽然有点不安。
下午下班，我没回家，直接去了春兰家。
院门开着，但屋里没人。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喊了两声，没人应。
我往后头走，穿过两条巷子，走到村东头那块空地。
远远的，我看见一个人站在那儿。
春兰。
她站在那片杂草前面，背对着我，一动不动。
我走近，她没回头。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问。
“你花盆搬进去了，”我说，“今天早上。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
“你倒是关心我。”
我没说话，站在她旁边，看着那片杂草。天快黑了，风很大，草刷刷响。
“我今天来，”她说，“是想看看他。”
“谁？”
“那个人。”她指着那片杂草，“二十年了，我没来看过。今天忽然想来看看。”
我看着那片地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草长得比别处高，密，别的没什么不同。
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我问。
她摇头：“什么也没有。只有草。”
风更大了，吹得她头发散开。她瘦，站在风里，像一棵草。
“我想好了，”她说，“等建国这次回来，我告诉他。”
我心里一跳：“告诉他什么？”
“全部。”她说，“从那个人带我来，到我砸下去，到我埋他，到这二十年。全部告诉他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她转过头，看着我。天快黑了，她的脸看不清，但眼睛亮得吓人。
“因为我不想再搬那盆花了，”她说，“二十年了，我搬够了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他会怎么对你？”我问。
“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可能恨我，可能告我，可能……算了。”
“你不怕？”
她沉默了很久。
“怕，”她说，“但更怕他死的时候，还不知道我是谁。”
我看着她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
她等了二十年，不是等他回来，是等他准备好。
准备好听她说这些。
准备好知道她是谁。
准备好接受一个杀了人的女人。
那天晚上，我陪她在空地站了很久。天黑透了，星星出来，风停了，草不动了。
“回去吧，”我说，“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她点点头，跟我往回走。
走到她家门口，她停下来，转身看着我。
“田会计，”她说，“谢谢你。”
“谢我什么？”
“谢谢你听我说这些，”她说，“二十年了，我没跟任何人说过。”
我看着她，忽然有点想哭。
“我明天再来。”我说。
她笑了，点点头，推门进去了。
我站在门外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看着窗台上那盆吊兰。它在月光下，叶子垂着，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纸。
我往回走，走到巷子口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她家亮着灯，昏黄的，从窗帘缝里透出来。
第五天，春兰没出门。
我下班去找她，院门关着，敲了半天没人应。窗户也关着，窗帘拉着，看不见里头。
我站在门外，有点慌。
又敲，还是没人应。
我绕到后头，从那个小窗户往里看。窗帘拉着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我站在那里，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。
回头一看，是卖豆浆的老陈头。
“找春兰？”他问。
“嗯，她在家吗？”
老陈头摇摇头：“一大早出去了，背着个包袱，往村口走的。”
我心里一紧：“去哪儿了？”
“不知道，”老陈头说，“问她也不说，就是低着头走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她走了？
她不是说等建国回来告诉他吗？怎么走了？
我跑回她家门口，又敲，还是没人应。我推了推门，门开了，没锁。
我进去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桌上放着一张纸。
我拿起来看，是那张发黄的信纸，建国二十年前写的。旁边还有一张纸，新的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：
“田会计，我走了。别找我。那盆花，你帮我搬。”
我看着那张纸，手在抖。
我跑出屋，跑到窗台前，那盆吊兰还在。我把它搬起来，翻过来，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。
我站在那儿，捧着那盆花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
春兰走了。
她真的走了。
我站在她家门口，捧着那盆吊兰，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，忽然想起她说的那句话：
“二十年了，我搬够了。”
她不是等建国准备好，是她自己准备好了。
准备好离开。
准备好把一切都放下。
我抱着那盆花往回走，走到巷子口，碰见小刘。
“田姐，”她看着我手里的花盆，“这不是周建国家的吗？怎么在你手上？”
我没说话，继续走。
“田姐？”她在后面喊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我回到家，把花盆放在阳台上。我妈看见了，问哪来的，我说朋友的。
晚上吃饭，我没胃口，吃了几口就放下了。
我妈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。
躺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想起春兰的脸，想起她说的话，想起她站在那片杂草前面的背影。
她去哪儿了？
她能去哪儿？
她一个人，没读过书，没出过远门，能去哪儿？
第六天，我请了假。
我去镇上派出所，问有没有一个叫周春兰的女人报案或者找过。人家查了半天，说没有。
我去车站，问卖票的有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人，四十来岁，瘦，背着包袱。卖票的说每天那么多人，记不清。
我站在车站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忽然觉得自己很傻。
她要走，怎么会让我找到？
我回到村里，去了那片空地。杂草还是那么高，风一吹，刷刷响。我站在那儿，看着那片地，心里忽然有个念头。
她会不会……
我不敢往下想。
往回走的时候，碰见老陈头。
“找着没？”他问。
我摇头。
他叹了口气：“别找了。她要走，肯定是想好了的。”
我点点头，往回走。
走到春兰家门口，我停下来。门还开着，里头空空的。我进去，站了一会儿，看见墙角有个东西。
是个包袱。
我拿起来看，里头是几件旧衣服，一双皮鞋，一件棉袄。都是新的，没穿过。
建国给她买的。
她没带走。
我抱着那个包袱，站在空荡荡的屋里，忽然哭了。
第七天，建国回来了。
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，可能是村里人打电话给他的。我下班回来，就看见他家门口围了一堆人。
我挤进去，看见建国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拿着那张发黄的信纸。
他抬起头，看见我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她在哪儿？”
我摇头。
他看着那张纸，手在抖。
“二十年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写了这张纸，她藏了二十年。”
旁边的人都在议论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建国没理他们，只是看着那张纸。
“她跟我说过一句话，”他说，“我一直不懂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他抬起头，看着我。
“她说，等我想好了，就告诉你。我问她告诉我什么，她不说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她说过，等他准备好。
等他准备好知道她是谁。
可是他还没准备好，她就走了。
建国把那封信叠好，揣进口袋里，转身往外走。
“你去哪儿？”有人问。
他没回头。
我追上去，拉住他。
“你别找了，”我说，“她说，别找她。”
建国停下来，看着我。
“她跟你说的？”
我点点头。
他站在那儿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她有没有说为什么？”
我看着他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
那些事，是她的秘密，不是我的。
“没有，”我说，“她只说，让你别找她。”
建国低下头，看着地上。
“二十年了，”他说，“我等了她二十年。”
我忽然想起来，他等了她二十年，她也等了他二十年。
他等她嫁给他。
她等他准备好。
可是他们等的，不是同一个东西。
建国走了。他没再问，也没再找。他回砖厂去了，继续搬砖。
那盆吊兰，我搬回自己家了。每天浇水，看着它长。叶子越来越绿，越来越长，垂下来，都快拖到地上了。
有时候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那盆花，会想起春兰。
想起她说“二十年了，我搬够了”。
想起她说“有些事，烂在肚子里，比说出来好”。
想起她说“等他死的时候，还不知道我是谁”。
她现在在哪儿？
过得好不好？
有没有人听她说那些事？
不知道。
第八天，我去厂里上班，小刘又凑过来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你知道吗，周建国家的那个花盆，现在在你家？”
我点点头。
“那你知不知道，那花盆底下有什么？”
我心里一跳：“什么？”
“我表嫂说的，”她压低声音，“说那花盆底下，压着一张纸。周建国写的，二十年前写的。”
我看着她，没说话。
“你知道吗？”她问。
“知道。”
“写的什么？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他出门打工的时候，写的几句话。”
小刘眨眨眼睛：“就这？”
“就这。”
她有点失望，但还是不甘心：“那他媳妇为什么天天搬进搬出？”
我看着她，忽然想起春兰说过的话：
“你帮我写出来。”
我看着小刘，说：“因为那是她唯一的东西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她嫁过来二十年，什么都没有。就只有那张纸。搬进搬出，是因为那是她的。”
小刘看着我，好像没听懂。
我没再解释。
第九天，我去镇上买东西，路过砖厂门口，看见建国。
他正在搬砖，光着膀子，汗流浃背。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他没看见我。
我想走过去，跟他说点什么，但想了想，又算了。
说什么？
说她可能还活着？
说她可能过得好？
说那张纸你还留着吗？
不知道。
我转身走了。
第十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发现阳台上那盆吊兰不见了。
我愣了一下，四处找，没找着。
我妈从厨房出来，说：“你那个朋友来过了，把花搬走了。”
“哪个朋友？”
“就那个，瘦瘦的，姓周那个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心里咚咚跳。
“她说什么没有？”
我妈想了想：“没说啥，就说来拿她的花。我问她要不要等你回来，她说不用，就走了。”
我跑出门，往春兰家跑。
门关着，但没锁。我推开门，进去，看见那盆吊兰放在墙角。
她回来了？
我站在那儿，四处看，没人。
“春兰？”我喊。
没人应。
我走到里屋门口，往里看了一眼。
床上躺着一个人。
春兰。
她闭着眼睛，脸色很白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
我跑过去，握住她的手，凉的。
“春兰？”我喊她。
她睁开眼睛，看见我，嘴角动了动，像是想笑。
“回来了？”她说，声音很轻。
“你怎么了？”
“没事，”她说，“就是走不动了。”
我看着她，眼泪掉下来。
“你去哪儿了？”
她闭上眼睛，歇了一会儿，才说：
“去看他了。”
“谁？”
“那个人。”她说，“埋他的地方。我去看了。”
我愣住。
“你……去看他？”
她点点头。
“二十年了，”她说，“我没去看过。那天想去看，就去了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发现，”她睁开眼睛，看着我，“那儿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那片地，被人平了。草没了，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盖了房子，新盖的。”
我看着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躺在那儿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嘴角带着一点笑。
“没了，”她说，“什么都没了。二十年，就什么都没了。”
我握住她的手，凉的，越来越凉。
“建国呢？”我问，“他知道你回来吗？”
她摇头。
“不告诉他，”她说，“别告诉他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她转过头，看着我。
“因为我现在这个样子，”她说，“他看见了，会难过。”
我想说点什么，但说不出来。
她闭上眼睛，过了一会儿，忽然又睁开。
“那盆花，”她说，“你帮我搬回去。”
“搬哪儿？”
“窗台上，”她说，“他回来，能看见。”
我站起来，走到墙角，把那盆吊兰搬起来，走到外头，放在窗台上。
天快黑了，风有点凉。吊兰的叶子垂着，在风里轻轻晃。
我回到屋里，春兰还躺着，眼睛闭着，呼吸很轻很慢。
我坐在床边，握着她的手。
外头天黑了，屋里也黑了。我没开灯，就那么坐着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的手忽然动了一下。
我低下头，看见她睁开眼睛，看着我。
“田会计，”她说，声音很轻很轻。
“嗯？”
“你帮我写的那张纸，”她说，“写了吗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
她说的，是那天晚上，在那片空地，她让我帮她写的那些事。
“还没写。”我说。
她点点头，闭上眼睛。
“写吧，”她说，“等我死了，写出来。”
我看着她，眼泪又掉下来。
“你不会死。”我说。
她笑了，嘴角动了动。
“会的，”她说，“每个人都会。”
我坐在那儿，握着她的手，一直到天亮。
天亮的时候，她的手凉了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外头，站在窗台前。
那盆吊兰在晨光里，叶子绿油油的，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。
二十年前，建国写的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那张纸，看着天边慢慢亮起来。
远处传来狗叫声，有人开门的声音，有人说话的声音。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建国是第二天回来的。
村里人打电话给他的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春兰已经不在床上了，我给她换了衣服，梳了头，让她躺在那里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
建国站在门口，看着床上的人，一动不动。
过了很久，他走进去，坐在床边，握着她的手。
“你怎么不告诉我？”他说，声音哑了。
我不知道他是在问我，还是在问她。
我没说话，悄悄退出去。
站在院子里，听见屋里传来很低很低的声音，像是哭，又像是说话。听不清说什么，就听见那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是有人在用锤子敲什么东西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窗台上那盆吊兰。
叶子还是绿的，底下那张纸，还是黄的。
春兰葬在村东头那块空地旁边。
那块地被人盖了房子，不能埋了。建国在空地旁边找了一块地方，挖了坑，把她埋了。
下葬那天，村里人都来了。老陈头，小刘她表嫂，还有好多我不认识的人。他们站在那儿，看着土一锹一锹盖上去，有的人哭了，有的人没哭。
建国站在最前头，一句话没说。
土盖完了，他蹲下来，把那盆吊兰放在坟前。
“你的，”他说，“给你。”
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那张纸还压在盆底。
他连那张纸也一起埋了。
人群散了，我还站在那儿。建国也站在那儿，我们俩对着那座新坟，谁也没说话。
过了很久，他开口了。
“她跟你说过什么没有？”
我看着他。
“说什么？”
“什么都行，”他说，“她的事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她说，”我说，“你是好人。”
他低下头，看着那座坟。
“就这个？”
“就这个。”
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那座坟，看着那盆吊兰，看着天边慢慢暗下来。
风起了，吹得吊兰的叶子轻轻晃。
“走吧，”建国说，“天黑了。”
我跟他往回走，走到村口，他往砖厂的方向走，我往家的方向走。
走了几步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他走在路上，背有点驼，步子很慢。夕阳照在他背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我转过身，继续走。
回到家，我妈问我吃饭没有，我说吃了。
躺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想起春兰说的话：
“你帮我写出来。”
我坐起来，打开灯，找出一支笔，一个本子。
写什么？
写她怎么被人带来，怎么砸下去，怎么埋了二十年？
写她怎么等建国回来，怎么搬进搬出那盆花？
写她最后说的那些话？
我握着笔，坐了半夜，一个字也没写出来。
有些事，写不出来。
第二天上班，小刘又凑过来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周建国家的那个事，你知道不？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我表嫂说的，”她压低声音，“说那块空地底下，埋着东西。”
我心里一跳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就是有人说的。说周家以前有个亲戚，来过这儿，后来不见了。说是被……”
她没说下去，看着我。
我看着她。
“你信这些？”我问。
她愣了一下：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
我低下头，继续干活。
“田姐，”她又问，“你信吗？”
我没回答。
下午下班，我去了那片空地。
新盖的房子已经完工了，有人住进去了，窗户里亮着灯，有人影走来走去。空地旁边，是春兰的坟，那盆吊兰还在，叶子有点蔫了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那座坟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那栋新房子。
二十年了。
那个被埋的人，现在在哪儿？
是不是就在那栋新房子底下？
是不是每天晚上，那些人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就踩在他上面？
我不知道。
风起了，吹得吊兰的叶子刷刷响。我蹲下来，把花盆扶正，把叶子捋了捋。
“春兰，”我说，“你让我写的那张纸，我还没写。”
风吹过来，像是有人在耳边说话。
“我不知道怎么写，”我说，“写出来，有什么用？人都不在了。”
风停了，四周安静下来。
我站起来，看着那座坟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那栋亮着灯的房子。
站了很久，天全黑了，我才往回走。
走到村口，碰见建国。
他站在那儿，像是等人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说，“我想问你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她走之前，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”
我看着他的脸，在路灯下，那张脸很老，皱纹很深，眼睛里有东西在闪。
“说了。”我说。
“说什么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又闭上。
说那些事？
说她杀了人？
说她埋了二十年？
说他那个堂哥，是被她砸死的？
“说……”我看着他，慢慢说，“说让你别找她。”
他低下头，点点头。
“就这个？”
“就这个。”
他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。
回到家，我妈问我怎么这么晚，我说在村里走了走。
吃饭的时候，她忽然说：“今天有人来找你。”
“谁？”
“一个女的，瘦瘦的，说是你同事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小刘？她来干嘛？
“她说什么没有？”
“没说啥，就问你在不在。我说不在，她就走了。”
我点点头，没往心里去。
吃完饭，我洗碗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小刘从来没来过我家。
她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？
我放下碗，走到门口，往外看。
巷子里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我关上门，回到屋里，心里有点不安。
第二天到厂里，小刘已经在办公室了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昨天我去你家，你不在。”
“有事？”
她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：“我表嫂跟我说了一件事，我觉得得告诉你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就是周建国家的那个事，”她说，“我表嫂说，那个失踪的亲戚，不是别人，是她娘家的一个远房表哥。”
我心里一紧。
“你表嫂？”
“嗯，”她说，“她嫁到我们村之前，在娘家那边，有个表哥，说来这边打工，后来就没了消息。她一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直到前几天，听说周建国家的那个事，才想起来。”
我看着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她问我，要不要告诉周建国，”小刘说，“我说不知道。所以来问你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春兰埋的那个人，是小刘表嫂的表哥。
这世上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
“你告诉她了？”我问。
小刘摇头：“没有。我说先问问你。”
我看着她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别说。”我说。
“为什么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
为什么？
因为春兰已经死了。
因为她埋了二十年，终于能安息了。
因为建国好不容易，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
因为有些事，烂在肚子里，比说出来好。
“别说，”我说，“就当不知道。”
小刘看着我，点点头。
“好，”她说，“听你的。”
那天下午，我提前下班，去了春兰的坟。
那盆吊兰还在，叶子更蔫了，黄了几片。我蹲下来，把黄叶子摘掉，把土松了松。
“春兰，”我说，“那个人找到了。”
风吹过来，吹得吊兰叶子轻轻晃。
“是小刘的表嫂的表哥，”我说，“他家里人，找了他二十年。”
风停了，四周安静下来。
我蹲在那儿，看着那座坟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天边慢慢暗下来。
“我不会告诉建国，”我说，“你放心。”
风吹过来，像是有人在耳边说谢谢。
我站起来，往回走。
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那座坟在暮色里，小小的，静静的。那盆吊兰在风里，叶子轻轻摇。
我转过身，继续走。
回到家，我妈问我今天怎么又这么晚，我说去看了看春兰。
她叹了口气：“那也是个苦命人。”
我没说话。
吃饭的时候，她忽然说：“你今天不在的时候，又有人来找你。”
“谁？”
“还是那个女的，瘦瘦的，说是你同事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小刘？她又来干嘛？
“她说什么没有？”
“没说啥，就问你在不在。我说不在，她就走了。”
我放下筷子，心里忽然有点不安。
小刘为什么又去我家？
她不是白天在厂里见过我吗？
有什么事不能上班说？
我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往外看。
巷子里黑漆漆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我关上门，回到屋里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第二天到厂里，小刘不在。
我问别人，说请假了，家里有事。
我心里更不安了。
下午下班，我没回家，直接去了小刘家。
她家在镇边上，一个小院子，门开着。我进去，看见她坐在院子里，发呆。
“小刘？”
她抬起头，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
“田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你今天没上班，我来看看你。”
她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我坐在她旁边，看着她。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我表嫂今天来了。”
我心里一紧。
“她说什么了？”
小刘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睛红红的。
“她说，她表哥当年走的时候，身上带着一样东西。”
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一个玉佩，”小刘说，“她姥姥给的，传家宝，就那一块。”
我看着她，心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她说，”小刘的声音有点抖，“昨天她在镇上，看见一个人身上戴着那块玉佩。”
我愣住。
“谁？”
小刘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。
“谁？”我又问。
“周建国。”她说。
我站在那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周建国戴着那块玉佩？
那块玉佩，是那个人身上带着的？
那个人，被春兰砸死，埋了二十年。
那块玉佩，怎么会到建国手上？
“你表嫂确定吗？”我问。
“确定，”小刘说，“她说那是她姥姥的，她从小看到大，不会认错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心里翻江倒海。
建国知道吗？
他知道那块玉佩是谁的吗？
他知道那个人是他堂哥吗？
他知道……
我不敢往下想。
“你告诉你表嫂了？”我问。
小刘摇头：“没有。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”
我看着她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别说，”我说，“等我弄清楚再说。”
小刘点点头。
我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。
“那块玉佩，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“绿的，”小刘说，“圆的，中间有个孔，刻着一只蝴蝶。”
我点点头，走出去。
天快黑了，路灯还没亮，街上灰蒙蒙的。
我往砖厂的方向走，走得很快，心跳得很响。
砖厂门口，看门的老头拦住我，说下班了，不让进。
我说找周建国，有急事。
老头看了我一眼，让我等着，进去叫人。
等了好久，建国才出来。
他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，脸上身上都是灰，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
“田会计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我看着他的脸，看着他的脖子。
他脖子上，什么都没戴。
“你……”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怎么问。
“怎么了？”他看着我，有点奇怪。
“你……有没有一块玉佩？”我问，“绿的，圆的，刻着蝴蝶？”
他愣住。
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他的眼神变了。
只是一瞬间，然后他又恢复了正常。
“没有，”他说，“没见过。”
我看着他。
他也看着我。
路灯亮了，昏黄的光照在他脸上，照出一层灰，照出眼睛里的东西。
“真的没有？”我问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说，“你问这个干嘛？”
我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他看着我，笑容慢慢收了。
“回去吧，”他说，“天黑了。”
他转身往厂里走，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头也不回，说，“有些事，不知道，比知道好。”
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里，站在那儿，很久没动。
风起了，凉飕飕的，吹得路灯晃晃悠悠。
我转过身，往回走。
走到家，我妈问我吃饭没有，我说吃了。
躺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脑子里全是建国那句话。
“有些事，不知道，比知道好。”
他知道吗？
他知道那块玉佩是谁的吗？
他知道那个人是他堂哥吗？
他知道春兰做了什么吗？
他知道吗？
第二天，我没去上班，请了假。
我去镇上派出所，查二十年前的失踪案。
人家说，二十年前的案子，早就归档了，不好查。再说没有家属报案，查什么？
我说有个失踪的人，外地来的，在周家村附近失踪的。
人家问叫什么名字，哪里人，长什么样。
我一样也答不上来。
春兰没说过。
那个人叫什么，哪里人，长什么样，她一句都没说过。
我只知道，他身上有块玉佩，绿的，圆的，刻着蝴蝶。
派出所的人说，这算什么线索？满大街都是戴玉佩的。
我站在那儿，说不出话。
出来的时候，碰见一个人。
建国。
他站在派出所门口，看着我。
我愣住。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我问。
他没回答，只是看着我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说，“你在查什么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他看着我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。
绿的，圆的，中间有个孔，刻着一只蝴蝶。
那块玉佩。
我愣住。
他拿着那块玉佩，递给我。
“给你。”他说。
我接过来，凉的，沉甸甸的。
“这是……”
“我哥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亲哥。”
我看着他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“你……知道？”
他点点头。
“从一开始就知道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手里握着那块玉佩，看着他。
他站在路灯下，脸半明半暗，眼睛里有东西在闪。
“那年我十五，”他说，“在镇上念书。我哥说要去外面打工，赚了钱回来供我念书。我送他到村口，他把这块玉佩给我，说，留着，等我回来。”
风起了，吹得路灯晃晃悠悠。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“后来他没回来，”他说，“我等了一年，两年，三年……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说他来过周家村，后来就不见了。”
他看着远方，眼睛里的东西越来越亮。
“我找了二十年，”他说，“找遍了周围几个县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说周家村当年，有个外地人，来卖一个女的。那女的，后来嫁给了我堂哥。”
我看着他，心跳得很响。
“你……”
“我知道，”他说，“从娶她的那天就知道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他看着那块玉佩，看着那块绿的圆的刻着蝴蝶的玉佩。
“那天晚上，她砸他的时候，”他说，“我在。”
我愣住。
“你……你在？”
他点点头。
“我找我哥，找到周家村。那天晚上，我翻墙进去，看见她……看见她砸下去。”
风更大了，吹得我睁不开眼。
“我想喊，但喊不出声。我想冲进去，但腿动不了。我就那么站着，看着她把他拖出去，埋了。”
我看着他，眼泪流下来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我等了三天，”他说，“等她出门，挖开那块地，把他挖出来。他身上什么也没有，就这块玉佩，掉在旁边。我捡起来，又把他埋回去。”
他低下头，看着手里的玉佩。
“二十年了，”他说，“我一直带着它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他的脸，看着他眼睛里的东西。
“你为什么不说？”我问，“为什么不告诉她？”
他抬起头，看着我。
“告诉她什么？”他说，“告诉她我看见她杀人了？告诉她那是我亲哥？告诉她我找了二十年，找到的是一堆骨头？”
他笑了，笑得很难看。
“她埋了他二十年，我也藏了二十年。她以为没人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什么都知道，但我不能说。说了，她怎么办？说了，我还怎么做她男人？”
我站在那儿，眼泪流个不停。
他看着那块玉佩，轻轻摩挲着。
“后来我想，”他说，“这样也好。她不知道我知道，我不知道她杀的是谁。我们两个，一人守着一个秘密，过一辈子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可是什么？”他看着我，“可是她走了。可是她死了。可是她到死，都不知道我知道。”
他把那块玉佩递给我。
“给你，”他说，“你留着吧。”
我接过来，凉的，沉甸甸的。
“为什么给我？”
他看着远方，天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“因为我不要了，”他说，“她死了，我也不要了。”
他转身走了，走进黑暗里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
我站在那儿，握着那块玉佩，很久很久。
风停了，路灯亮了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。
我回到家，把那块玉佩放在桌上。
我妈看见了，问哪来的，我说捡的。
她看了看，说挺好看的，绿的，圆的，刻着蝴蝶。
我没说话。
吃饭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春兰说的那个人，是来卖她的。
建国说的他哥，是来找他的。
他们是同一个人吗？
如果是，那他到底是来卖人的，还是来找人的？
还是说，他先来找建国，然后看见春兰，起了坏心？
我不知道。
永远也不会知道了。
第二天，我去厂里上班，小刘又凑过来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你昨天去哪儿了？”
“有点事。”我说。
她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
“怎么了？”
她压低声音：“我表嫂说，那块玉佩，她不要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她说，”小刘看着我，“周建国昨天去找她了，把那块玉佩的事，都告诉她了。”
我看着她，没说话。
“他说，”小刘的声音很轻，“那是我哥的，他是我哥。他当年是来找我的，不是来卖人的。他走错路了，不知道怎么就走到周家村，看见春兰一个人在地里干活，就……”
她没说下去。
我站在那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“我表嫂说，”小刘说，“她哭了很久。她说，她恨了二十年的人，原来是个好人。”
我转过身，看着窗外。
天很蓝，云很白，院子里有人在搬货，喊来喊去的。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“后来，”小刘说，“周建国说，那块玉佩，他给春兰了。”
我愣住：“什么？”
“他说，昨天晚上，他去春兰坟上，把玉佩埋进去了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半天没动。
下午下班，我去了春兰的坟。
那盆吊兰还在，叶子更黄了，蔫蔫的。我蹲下来，把土扒开一点，看见那块玉佩。
绿的，圆的，刻着蝴蝶。
埋在土里，一半露在外面，在夕阳下，闪着光。
我把它重新埋好，把土拍实，把吊兰摆正。
风起了，吹得吊兰叶子轻轻摇。
我站起来，看着那座坟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天边慢慢暗下来。
站了很久，转身往回走。
走到村口，碰见建国。
他站在那儿，像是等人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说，“我想问你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她走之前，有没有说，原谅我？”
我看着他。
他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背驼了，眼睛里的东西，浑浊了。
“说了。”我说。
他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”
他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。
风起了，凉飕飕的，吹得路边的树刷刷响。
我往回走，走到家门口，停下来。
月亮出来了，很亮，照得院子里一片白。
阳台上，那盆吊兰不在了。我搬去坟上了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空荡荡的阳台，想起春兰说过的话：
“你帮我写出来。”
我进屋，找出一支笔，一个本子。
坐到窗前，月亮照进来，照在纸上。
我开始写。
写她怎么被人带来，怎么砸下去，怎么埋了二十年。
写她怎么等建国回来，怎么搬进搬出那盆花。
写她最后说的那些话。
写那块玉佩，写建国说的那些事。
写了一个晚上，天亮的时候，写完了。
我把本子合上，放在桌上。
太阳升起来，照进来，照在本子上，暖暖的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。
天很蓝，云很白，有人在路上走，有人在院子里干活。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我拿起那个本子，想了想，又放下。
有些事，写出来，就够了。
不一定非要给人看。
我穿上衣服，出门上班。
走到厂门口，碰见小刘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你今天气色不错。”
我笑笑，没说话。
进了办公室，坐下，开始干活。
日子还得过。
太阳照常升起。
风照常吹。
吊兰照常长。
活着的人，照常活着。
那天早上我路过周寡妇家门口，看见她男人站在院子里，两只手搓来搓去，像是有话说不出口。
周寡妇叫春兰，其实也不算寡妇，男人活着，只是常年在外头打工。村里人都这么叫惯了，她也应。她男人叫建国，在镇上砖厂搬砖，一个月回来一趟。这回不知道怎么了，大清早的，我拎着豆浆油条往厂里赶，就撞见他们两口子在院子里站着。
建国先开的口。他伸出手，想去握春兰的手。春兰那只手本来插在围裙兜里，被他拽出来，像根木头似的任他握着。
“媳妇，”建国说，“我要走了，你要想我啊。”
我差点笑出声。四十岁的人了，说这话也不害臊。春兰比我小两岁，但看着比我老相，大概是一个人操持家累的。她甩开建国的手，往围裙上擦了擦，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
建国还不走，又往前凑了凑：“我走之前……我想亲亲你。”
这下我真憋不住了，假装咳嗽两声，从他们门口快步走过去。余光里看见春兰往后退了一步，脸涨得通红，说：“都是老夫老妻的，有什么亲的？你赶快走吧，你去赚钱吧。”
我过了他们家拐角，放慢脚步，到底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建国背着个蛇皮袋子往村口走，一步三回头。春兰站在门槛里头，没动。
等我走到村口豆浆摊，建国正从那经过，低着头，步子迈得很大。卖豆浆的老陈头冲他喊：“建国，又出去挣钱啦？”建国点点头，没停。
我坐下来要了碗豆浆，两根油条。厂里八点上班，还早。
老陈头一边给我舀豆浆一边说：“建国这人，老实。就是娶了个厉害媳妇。”
我没接话。春兰厉害不厉害我不知道，我跟她不熟。我在镇上纸箱厂当库管，每天跟数字打交道，下班就回我妈那儿吃饭，村里人认识的不多。
喝完豆浆，我往厂里走。路过春兰家的时候，我鬼使神差地又看了一眼。
院门关着。
但那盆花，早上还摆在门口台阶上的那盆吊兰，不见了。
我当时没往心里去。花盆嘛，可能是搬进去浇水了。
到厂里打完卡，我刚进库房，同事小刘就凑过来了。小刘是出纳，比我小五岁，整天八卦这个八卦那个。
“田姐，”她压低声音，“你知道不，周建国家的，那个……”
我手里拿着盘点表，头也没抬：“哪个？”
“春兰啊，”小刘说，“我表嫂跟她一个村嫁过来的，说她家那个花盆，有问题。”
我这才抬起头：“花盆？”
“嗯，”小刘神神秘秘的，“说那花盆底下，压着东西。建国每次出门，她都要搬出来。建国一回来，她又搬回去。”
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早上那一幕——春兰站在门槛里，没送建国，但眼睛一直盯着……盯着什么？不是建国，是他脚边？是那盆花？
“压着什么？”我问。
小刘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我表嫂也说不上来，就是村里人传的。”
我没再问。库房里闷热，电扇吱呀吱呀转着，我对着盘点表发了会儿呆。
中午去食堂吃饭，碰见我们主任老赵。老赵五十多了，在厂里干了三十年，什么人都认识。他端着餐盘在我对面坐下，问我这个月的库存报表做好没有。
我说快了。
他点点头，忽然说：“你今天早上，从周家门口过的？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“有人看见了，”老赵夹了一筷子土豆丝，“说你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。”
我心里有点不痛快。这村里，真是干什么都有人盯着。
“没看什么，”我说，“就是路过。”
老赵笑笑，没再问。但他那笑，让我觉得他知道点什么。
下午下班，我特意绕了远路，从春兰家后头那条巷子走。她家后墙有个小窗户，窗台上摆着那盆吊兰。窗帘拉着，看不清里头。
我站了一会儿，正要走，窗户突然开了。
春兰探出头来，吓了我一跳。
“你站这儿干嘛？”她看着我，眼神直愣愣的。
我有点慌：“没……路过。”
她盯着我看了几秒，忽然说：“进来坐坐？”
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进去了。
她家收拾得干净，堂屋地上铺着塑料地板革，擦得发亮。那盆吊兰就放在墙角，叶子绿油油的。
春兰给我倒了杯水，在我对面坐下。
“你是纸箱厂那个田会计吧？”她问。
“库管，”我说，“不是会计。”
她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你今天早上，都看见了？”
我心里一跳：“看见什么？”
“他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建国要走的时候，那个样子。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低着头，手指在膝盖上划来划去。
“他每次走都这样，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“每次都说那些话。说了二十年了。”
二十年。我算了算，春兰今年三十八，那就是十八岁嫁过来的。
“你不耐烦他？”我问。
她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我读不懂，像是笑，又像是哭。
“不耐烦？”她重复了一遍，忽然站起来，走到墙角，把那盆吊兰搬起来，放在我脚边。
“你看看。”
我低头看。吊兰长得很好，叶子垂下来，盖住了花盆边缘。我伸手拨开叶子，花盆是那种普通的红陶盆，没什么特别。
“翻过来。”春兰说。
我把花盆轻轻倾斜，看见盆底压着一张纸。纸折得很小，塞在盆底和托盘之间，发黄了，边角都毛了。
“打开。”春兰说。
我把那张纸抽出来，展开。
是一张信纸，对折的，上面写着字。钢笔字，歪歪扭扭的：
“春兰，我走了。你别怪我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等我。”
落款日期是二十年前。
我抬起头，看着春兰。
她坐回凳子上，眼睛看着窗外。
“他第一次出门打工那天写的，”她说，“偷偷塞在花盆底下。我第二天才发现。”
我把信纸折好，不知道该放回原处还是递给她。
“后来每次走，他都写一张？”我问。
春兰摇头：“就这一张。他说，写一次就够了，反正都是这句话。”
我捏着那张纸，忽然觉得有点沉。
“那你为什么……每次他走，都把这个搬进来？”我问，“等他回来，又搬出去？”
她没回答，站起来走到门口，往外看了看。天色暗下来了，巷子里没人。
“你跟我来。”她说。
我跟她出了门，穿过两条巷子，走到村东头一块空地上。那里有个小土坡，长满了杂草。春兰站在土坡前，指着坡底下一块地方。
“那儿，”她说，“埋着东西。”
我顺着她手指看过去，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就是一片杂草。
“埋的什么？”
春兰转过身，看着我。天快黑了，她的脸在暮色里看不太清楚，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。
“你真想知道？”
我点点头。
她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不会说了。然后她开口，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：
“我第一个男人。”
风忽然大起来，吹得杂草刷刷响。我后背一阵发凉。
“你……第一个？”
“我不是周家的人，”她说，“我是十七岁那年，被人带到这里来的。那个人说带我去城里打工，结果把我卖给了周家。周家那个儿子，有病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他爸妈花了两千块钱，买我给他当媳妇。”
我站在原地，手脚发冷。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“后来，”她看着那片杂草，“他死了。我埋的。周家老两口也死了。剩下建国，他是那人的堂弟，比我大三岁，从小就喜欢我。他爸妈不同意，他就等，等到三十岁，终于把我娶了。”
我想起建国那张憨厚的脸，想起他早上握着春兰的手说“你要想我啊”。
“他知道吗？”我问，“这个……”
春兰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我跟他说，我娘家没人了，逃荒来的。他信。”
风更大了，吹得我睁不开眼。春兰往回走，我跟在后面。走到她家门口，她停下来，转身看着我。
“田会计，”她说，“你信命吗？”
我没回答。
她推开门，进去了。那盆吊兰还在墙角，信纸被我捏在手里，忘了还给她。
我站在门外，看着那张发黄的纸，看着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字。二十年前，建国写下这些话的时候，知不知道她要等的是这个？知不知道她每天搬进搬出的，不只是他的一片心，还有她埋了二十年的秘密？
我回到家，我妈正在厨房炒菜，油烟机轰轰响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里还捏着那张纸。
吃饭的时候，我妈问我今天怎么了，心不在焉的。
我说没事。
晚上躺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想起春兰的眼神，想起她说“你信命吗”，想起那片杂草底下的东西。
第二天上班，小刘又凑过来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我表嫂说，周建国家的那个花盆，昨天下午搬进去了，没搬出来。”
我看着她。
“建国不是早上才走吗？怎么晚上就搬进去了？”小刘眨着眼睛，“肯定有事。”
我没说话。下班的时候，我又从春兰家后头那条巷子走。窗户关着，窗帘拉着，那盆吊兰摆在窗台上，叶子在风里轻轻晃。
我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要走，窗户开了。
春兰探出头来，这回没问我站这儿干嘛，只是看着我。
“那张纸，”她说，“你还没还我。”
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发黄的信纸，递给她。她接过去，看了看，忽然笑了。
“二十年了，”她说，“他写的字还是那么难看。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把信纸叠好，又塞回花盆底下。
“我明天早上搬进去。”她说。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她看着我，暮色里那张脸忽然年轻起来，像是二十年前刚到这里的样子。
“因为他在外面挣钱，”她说，“我得等他回来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她关上窗户，拉上窗帘。那盆吊兰在窗台上，叶子绿油油的，底下压着二十年前的一张纸。
我往回走，走到巷子口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她家亮起灯来，昏黄的，从窗帘缝里透出来。
第三天上班，小刘又来了。
“田姐田姐，”她说，“周建国家的，今天早上又把花盆搬出去了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你说她到底在搞什么？”小刘问，“搬来搬去的，不累吗？”
我说：“不累。”
小刘看着我，一脸不解。
我没解释。
有些事，解释不清的。
比如春兰为什么每天搬那个花盆。比如她为什么把那片杂草底下的秘密守了二十年。比如建国写那张纸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相信她会等他。
比如我，一个外人，为什么站在她家窗户底下，看着那盆吊兰，看了那么久。
第四天，厂里出事了。
老赵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我这个月的库存报表有问题，数字对不上。
我说不可能，我盘了三遍。
老赵把报表拍在桌子上：“你自己看看，这批纸箱的进库日期，跟出库日期差了三天。这三天里，货在哪儿？”
我拿起报表看，脑子嗡的一声。
数字是对的，但日期真的错了。我写的时候没注意，把一批货的进库日期写晚了两天。
“田颖啊，”老赵叹气，“你在厂里干了五年，从来没出过错。这几天怎么了？”
我站在那儿，说不出话。
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自从那天早上路过春兰家门口，看见建国握着她的手说那些话，看见她搬进搬出那盆花，看见那张发黄的信纸，听见她说的那些事，我脑子里就一直乱糟糟的。
“回去重做，”老赵说，“下次注意。”
我拿着报表出来，小刘在门口等我。
“老赵骂你了？”她问。
我摇摇头。
“你别往心里去，”她说，“老赵就是那个脾气。”
我回到库房，对着电脑，怎么也静不下来。脑子里一会儿是春兰的脸，一会儿是那片杂草，一会儿是建国背着蛇皮袋子的背影。
下午下班，我没回家，又去了春兰家。
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看见我进来，没说话，指了指旁边的小凳子。
我坐下，看着她搓衣服。她的手很粗，指节突出，是干惯了活的。
“今天又来了？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报表的事，我听说了，”她头也不抬，“你们厂里有人跟我说的。”
我没问是谁。这村里，什么事都传得快。
“你是因为我才出错的？”她问。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不是。”
她笑了，抬起头看着我：“田会计，你不会说谎。”
我看着她的脸。夕阳照在她脸上，皱纹很深，但眼睛很亮。
“我知道你会再来，”她说，“从你那天站在我家窗户底下，我就知道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你跟我一样，”她低下头，继续搓衣服，“心里有事，放不下。”
我坐在那儿，看着她的背影。她瘦，肩膀窄，但背挺得很直。
“你那个男人，”她忽然说，“是死了还是走了？”
我心里一紧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猜的，”她说，“你一个人住娘家，从不提男人孩子，也不见有人来看你。不是死了就是走了。”
我沉默了很久。
“走了，”我说，“十年了。”
“跟人走的？”
“嗯。”
她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抬起头看着我。
“那你比我强，”她说，“我是被带来的，你是自己留下的。”
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强。
那天晚上，我在她家吃的饭。她做的面条，搁了点青菜，打了两个鸡蛋。我们坐在堂屋里，对着那盆吊兰，吃面。
“建国每次回来，都给我带东西，”她说，“上次带了一件棉袄，上上次带了一双皮鞋。我都放着，没舍得穿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她放下筷子，看着那盆吊兰。
“因为穿了就旧了，”她说，“放着，还是新的。”
我看着那盆吊兰，叶子在灯光下绿得发亮。
“你恨他吗？”我问，“建国？”
她想了想，摇头。
“不恨。他是个好人。要不是他，我当年可能就死了。”
“那那个人呢？”我问，“带你来的那个？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头继续吃面。
“死了，”她说，“早就死了。我埋的那个，就是他。”
我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了。
“你……埋的是他？”
她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水。
“他把我卖了两千块钱，自己拿了钱要走。周家的人不让，说他得把人送到，钱才能拿。他不干，半夜来偷我。周家那个儿子，躺在床上，动不了，喊不出声。他进来，捂我的嘴，拖我走。我挣不开，摸到床边一个东西，就砸下去了。”
她说的很平静，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他死了。我在地上坐了一夜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把他拖到村东头那块空地，挖坑埋了。周家老两口不知道，他们以为他拿了钱走了。建国也不知道，他那时候还在镇上念书，没回来。”
我看着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这些年，没人找过？”我问。
她摇头：“他是外地人，来这儿就是骗钱的，没人认识他。死了就死了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告诉我？”
她看着我，忽然笑了。
“因为你有天会帮我写出来，”她说，“你不是会计吗？你会写字。你把这些事写下来，等我死了，让以后的人知道，周家的春兰，不是生来就这样的。”
我看着她，心里翻江倒海。
“你自己不会写？”
“不会，”她说，“我一天学都没上过。建国教我认了几个字，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会写‘春兰’两个字。”
我想起那张发黄的信纸，想起上面歪歪扭扭的字。建国写的，她认得，但写不出来。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”我问，“建国？”
她低下头，看着碗里的面。
“告诉他什么？说他堂哥是来卖我的？说我把他打死了？说我埋了二十年？他知道了，怎么办？告我？还是瞒着？告我，我没命了。瞒着，他这辈子心里都压着个石头。”
我沉默。
“有些事，”她说，“烂在肚子里，比说出来好。”
那天晚上回去，我躺在床上，很久没睡着。
想起春兰说的话，想起她平静的眼神，想起那片杂草底下的东西。二十年了，她每天从那片空地旁边走过，每天对着那个秘密吃饭睡觉洗衣服，每天等建国回来，每天搬进搬出那盆花。
她是怎么熬过来的？
第二天上班，我把报表重新做了一遍，交给老赵。他看了看，点点头。
“对了，”他说，“田颖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？要是有，可以请两天假。”
我说没事。
回到库房，小刘又凑过来。
“田姐，你知道吗，周建国家的，今天早上又把花盆搬进去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建国不是走了才三天吗？”
“是啊，”小刘说，“所以奇怪啊。我表嫂说，以前都是建国走的时候搬进去，回来的时候搬出来。这次怎么刚走就搬进去了？”
我心里忽然有点不安。
下午下班，我没回家，直接去了春兰家。
院门开着，但屋里没人。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喊了两声，没人应。
我往后头走，穿过两条巷子，走到村东头那块空地。
远远的，我看见一个人站在那儿。
春兰。
她站在那片杂草前面，背对着我，一动不动。
我走近，她没回头。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问。
“你花盆搬进去了，”我说，“今天早上。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
“你倒是关心我。”
我没说话，站在她旁边，看着那片杂草。天快黑了，风很大，草刷刷响。
“我今天来，”她说，“是想看看他。”
“谁？”
“那个人。”她指着那片杂草，“二十年了，我没来看过。今天忽然想来看看。”
我看着那片地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草长得比别处高，密，别的没什么不同。
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我问。
她摇头：“什么也没有。只有草。”
风更大了，吹得她头发散开。她瘦，站在风里，像一棵草。
“我想好了，”她说，“等建国这次回来，我告诉他。”
我心里一跳：“告诉他什么？”
“全部。”她说，“从那个人带我来，到我砸下去，到我埋他，到这二十年。全部告诉他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她转过头，看着我。天快黑了，她的脸看不清，但眼睛亮得吓人。
“因为我不想再搬那盆花了，”她说，“二十年了，我搬够了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他会怎么对你？”我问。
“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可能恨我，可能告我，可能……算了。”
“你不怕？”
她沉默了很久。
“怕，”她说，“但更怕他死的时候，还不知道我是谁。”
我看着她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
她等了二十年，不是等他回来，是等他准备好。
准备好听她说这些。
准备好知道她是谁。
准备好接受一个杀了人的女人。
那天晚上，我陪她在空地站了很久。天黑透了，星星出来，风停了，草不动了。
“回去吧，”我说，“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她点点头，跟我往回走。
走到她家门口，她停下来，转身看着我。
“田会计，”她说，“谢谢你。”
“谢我什么？”
“谢谢你听我说这些，”她说，“二十年了，我没跟任何人说过。”
我看着她，忽然有点想哭。
“我明天再来。”我说。
她笑了，点点头，推门进去了。
我站在门外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看着窗台上那盆吊兰。它在月光下，叶子垂着，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纸。
我往回走，走到巷子口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她家亮着灯，昏黄的，从窗帘缝里透出来。
第五天，春兰没出门。
我下班去找她，院门关着，敲了半天没人应。窗户也关着，窗帘拉着，看不见里头。
我站在门外，有点慌。
又敲，还是没人应。
我绕到后头，从那个小窗户往里看。窗帘拉着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我站在那里，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。
回头一看，是卖豆浆的老陈头。
“找春兰？”他问。
“嗯，她在家吗？”
老陈头摇摇头：“一大早出去了，背着个包袱，往村口走的。”
我心里一紧：“去哪儿了？”
“不知道，”老陈头说，“问她也不说，就是低着头走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她走了？
她不是说等建国回来告诉他吗？怎么走了？
我跑回她家门口，又敲，还是没人应。我推了推门，门开了，没锁。
我进去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桌上放着一张纸。
我拿起来看，是那张发黄的信纸，建国二十年前写的。旁边还有一张纸，新的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：
“田会计，我走了。别找我。那盆花，你帮我搬。”
我看着那张纸，手在抖。
我跑出屋，跑到窗台前，那盆吊兰还在。我把它搬起来，翻过来，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。
我站在那儿，捧着那盆花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
春兰走了。
她真的走了。
我站在她家门口，捧着那盆吊兰，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，忽然想起她说的那句话：
“二十年了，我搬够了。”
她不是等建国准备好，是她自己准备好了。
准备好离开。
准备好把一切都放下。
我抱着那盆花往回走，走到巷子口，碰见小刘。
“田姐，”她看着我手里的花盆，“这不是周建国家的吗？怎么在你手上？”
我没说话，继续走。
“田姐？”她在后面喊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我回到家，把花盆放在阳台上。我妈看见了，问哪来的，我说朋友的。
晚上吃饭，我没胃口，吃了几口就放下了。
我妈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。
躺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想起春兰的脸，想起她说的话，想起她站在那片杂草前面的背影。
她去哪儿了？
她能去哪儿？
她一个人，没读过书，没出过远门，能去哪儿？
第六天，我请了假。
我去镇上派出所，问有没有一个叫周春兰的女人报案或者找过。人家查了半天，说没有。
我去车站，问卖票的有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人，四十来岁，瘦，背着包袱。卖票的说每天那么多人，记不清。
我站在车站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忽然觉得自己很傻。
她要走，怎么会让我找到？
我回到村里，去了那片空地。杂草还是那么高，风一吹，刷刷响。我站在那儿，看着那片地，心里忽然有个念头。
她会不会……
我不敢往下想。
往回走的时候，碰见老陈头。
“找着没？”他问。
我摇头。
他叹了口气：“别找了。她要走，肯定是想好了的。”
我点点头，往回走。
走到春兰家门口，我停下来。门还开着，里头空空的。我进去，站了一会儿，看见墙角有个东西。
是个包袱。
我拿起来看，里头是几件旧衣服，一双皮鞋，一件棉袄。都是新的，没穿过。
建国给她买的。
她没带走。
我抱着那个包袱，站在空荡荡的屋里，忽然哭了。
第七天，建国回来了。
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，可能是村里人打电话给他的。我下班回来，就看见他家门口围了一堆人。
我挤进去，看见建国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拿着那张发黄的信纸。
他抬起头，看见我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她在哪儿？”
我摇头。
他看着那张纸，手在抖。
“二十年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写了这张纸，她藏了二十年。”
旁边的人都在议论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建国没理他们，只是看着那张纸。
“她跟我说过一句话，”他说，“我一直不懂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他抬起头，看着我。
“她说，等我想好了，就告诉你。我问她告诉我什么，她不说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她说过，等他准备好。
等他准备好知道她是谁。
可是他还没准备好，她就走了。
建国把那封信叠好，揣进口袋里，转身往外走。
“你去哪儿？”有人问。
他没回头。
我追上去，拉住他。
“你别找了，”我说，“她说，别找她。”
建国停下来，看着我。
“她跟你说的？”
我点点头。
他站在那儿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她有没有说为什么？”
我看着他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
那些事，是她的秘密，不是我的。
“没有，”我说，“她只说，让你别找她。”
建国低下头，看着地上。
“二十年了，”他说，“我等了她二十年。”
我忽然想起来，他等了她二十年，她也等了他二十年。
他等她嫁给他。
她等他准备好。
可是他们等的，不是同一个东西。
建国走了。他没再问，也没再找。他回砖厂去了，继续搬砖。
那盆吊兰，我搬回自己家了。每天浇水，看着它长。叶子越来越绿，越来越长，垂下来，都快拖到地上了。
有时候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那盆花，会想起春兰。
想起她说“二十年了，我搬够了”。
想起她说“有些事，烂在肚子里，比说出来好”。
想起她说“等他死的时候，还不知道我是谁”。
她现在在哪儿？
过得好不好？
有没有人听她说那些事？
不知道。
第八天，我去厂里上班，小刘又凑过来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你知道吗，周建国家的那个花盆，现在在你家？”
我点点头。
“那你知不知道，那花盆底下有什么？”
我心里一跳：“什么？”
“我表嫂说的，”她压低声音，“说那花盆底下，压着一张纸。周建国写的，二十年前写的。”
我看着她，没说话。
“你知道吗？”她问。
“知道。”
“写的什么？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他出门打工的时候，写的几句话。”
小刘眨眨眼睛：“就这？”
“就这。”
她有点失望，但还是不甘心：“那他媳妇为什么天天搬进搬出？”
我看着她，忽然想起春兰说过的话：
“你帮我写出来。”
我看着小刘，说：“因为那是她唯一的东西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她嫁过来二十年，什么都没有。就只有那张纸。搬进搬出，是因为那是她的。”
小刘看着我，好像没听懂。
我没再解释。
第九天，我去镇上买东西，路过砖厂门口，看见建国。
他正在搬砖，光着膀子，汗流浃背。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他没看见我。
我想走过去，跟他说点什么，但想了想，又算了。
说什么？
说她可能还活着？
说她可能过得好？
说那张纸你还留着吗？
不知道。
我转身走了。
第十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发现阳台上那盆吊兰不见了。
我愣了一下，四处找，没找着。
我妈从厨房出来，说：“你那个朋友来过了，把花搬走了。”
“哪个朋友？”
“就那个，瘦瘦的，姓周那个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心里咚咚跳。
“她说什么没有？”
我妈想了想：“没说啥，就说来拿她的花。我问她要不要等你回来，她说不用，就走了。”
我跑出门，往春兰家跑。
门关着，但没锁。我推开门，进去，看见那盆吊兰放在墙角。
她回来了？
我站在那儿，四处看，没人。
“春兰？”我喊。
没人应。
我走到里屋门口，往里看了一眼。
床上躺着一个人。
春兰。
她闭着眼睛，脸色很白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
我跑过去，握住她的手，凉的。
“春兰？”我喊她。
她睁开眼睛，看见我，嘴角动了动，像是想笑。
“回来了？”她说，声音很轻。
“你怎么了？”
“没事，”她说，“就是走不动了。”
我看着她，眼泪掉下来。
“你去哪儿了？”
她闭上眼睛，歇了一会儿，才说：
“去看他了。”
“谁？”
“那个人。”她说，“埋他的地方。我去看了。”
我愣住。
“你……去看他？”
她点点头。
“二十年了，”她说，“我没去看过。那天想去看，就去了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发现，”她睁开眼睛，看着我，“那儿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那片地，被人平了。草没了，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盖了房子，新盖的。”
我看着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躺在那儿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嘴角带着一点笑。
“没了，”她说，“什么都没了。二十年，就什么都没了。”
我握住她的手，凉的，越来越凉。
“建国呢？”我问，“他知道你回来吗？”
她摇头。
“不告诉他，”她说，“别告诉他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她转过头，看着我。
“因为我现在这个样子，”她说，“他看见了，会难过。”
我想说点什么，但说不出来。
她闭上眼睛，过了一会儿，忽然又睁开。
“那盆花，”她说，“你帮我搬回去。”
“搬哪儿？”
“窗台上，”她说，“他回来，能看见。”
我站起来，走到墙角，把那盆吊兰搬起来，走到外头，放在窗台上。
天快黑了，风有点凉。吊兰的叶子垂着，在风里轻轻晃。
我回到屋里，春兰还躺着，眼睛闭着，呼吸很轻很慢。
我坐在床边，握着她的手。
外头天黑了，屋里也黑了。我没开灯，就那么坐着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的手忽然动了一下。
我低下头，看见她睁开眼睛，看着我。
“田会计，”她说，声音很轻很轻。
“嗯？”
“你帮我写的那张纸，”她说，“写了吗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
她说的，是那天晚上，在那片空地，她让我帮她写的那些事。
“还没写。”我说。
她点点头，闭上眼睛。
“写吧，”她说，“等我死了，写出来。”
我看着她，眼泪又掉下来。
“你不会死。”我说。
她笑了，嘴角动了动。
“会的，”她说，“每个人都会。”
我坐在那儿，握着她的手，一直到天亮。
天亮的时候，她的手凉了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外头，站在窗台前。
那盆吊兰在晨光里，叶子绿油油的，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。
二十年前，建国写的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那张纸，看着天边慢慢亮起来。
远处传来狗叫声，有人开门的声音，有人说话的声音。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建国是第二天回来的。
村里人打电话给他的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春兰已经不在床上了，我给她换了衣服，梳了头，让她躺在那里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
建国站在门口，看着床上的人，一动不动。
过了很久，他走进去，坐在床边，握着她的手。
“你怎么不告诉我？”他说，声音哑了。
我不知道他是在问我，还是在问她。
我没说话，悄悄退出去。
站在院子里，听见屋里传来很低很低的声音，像是哭，又像是说话。听不清说什么，就听见那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是有人在用锤子敲什么东西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窗台上那盆吊兰。
叶子还是绿的，底下那张纸，还是黄的。
春兰葬在村东头那块空地旁边。
那块地被人盖了房子，不能埋了。建国在空地旁边找了一块地方，挖了坑，把她埋了。
下葬那天，村里人都来了。老陈头，小刘她表嫂，还有好多我不认识的人。他们站在那儿，看着土一锹一锹盖上去，有的人哭了，有的人没哭。
建国站在最前头，一句话没说。
土盖完了，他蹲下来，把那盆吊兰放在坟前。
“你的，”他说，“给你。”
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那张纸还压在盆底。
他连那张纸也一起埋了。
人群散了，我还站在那儿。建国也站在那儿，我们俩对着那座新坟，谁也没说话。
过了很久，他开口了。
“她跟你说过什么没有？”
我看着他。
“说什么？”
“什么都行，”他说，“她的事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她说，”我说，“你是好人。”
他低下头，看着那座坟。
“就这个？”
“就这个。”
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那座坟，看着那盆吊兰，看着天边慢慢暗下来。
风起了，吹得吊兰的叶子轻轻晃。
“走吧，”建国说，“天黑了。”
我跟他往回走，走到村口，他往砖厂的方向走，我往家的方向走。
走了几步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他走在路上，背有点驼，步子很慢。夕阳照在他背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我转过身，继续走。
回到家，我妈问我吃饭没有，我说吃了。
躺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想起春兰说的话：
“你帮我写出来。”
我坐起来，打开灯，找出一支笔，一个本子。
写什么？
写她怎么被人带来，怎么砸下去，怎么埋了二十年？
写她怎么等建国回来，怎么搬进搬出那盆花？
写她最后说的那些话？
我握着笔，坐了半夜，一个字也没写出来。
有些事，写不出来。
第二天上班，小刘又凑过来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周建国家的那个事，你知道不？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我表嫂说的，”她压低声音，“说那块空地底下，埋着东西。”
我心里一跳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就是有人说的。说周家以前有个亲戚，来过这儿，后来不见了。说是被……”
她没说下去，看着我。
我看着她。
“你信这些？”我问。
她愣了一下：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
我低下头，继续干活。
“田姐，”她又问，“你信吗？”
我没回答。
下午下班，我去了那片空地。
新盖的房子已经完工了，有人住进去了，窗户里亮着灯，有人影走来走去。空地旁边，是春兰的坟，那盆吊兰还在，叶子有点蔫了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那座坟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那栋新房子。
二十年了。
那个被埋的人，现在在哪儿？
是不是就在那栋新房子底下？
是不是每天晚上，那些人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就踩在他上面？
我不知道。
风起了，吹得吊兰的叶子刷刷响。我蹲下来，把花盆扶正，把叶子捋了捋。
“春兰，”我说，“你让我写的那张纸，我还没写。”
风吹过来，像是有人在耳边说话。
“我不知道怎么写，”我说，“写出来，有什么用？人都不在了。”
风停了，四周安静下来。
我站起来，看着那座坟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那栋亮着灯的房子。
站了很久，天全黑了，我才往回走。
走到村口，碰见建国。
他站在那儿，像是等人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说，“我想问你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她走之前，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”
我看着他的脸，在路灯下，那张脸很老，皱纹很深，眼睛里有东西在闪。
“说了。”我说。
“说什么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又闭上。
说那些事？
说她杀了人？
说她埋了二十年？
说他那个堂哥，是被她砸死的？
“说……”我看着他，慢慢说，“说让你别找她。”
他低下头，点点头。
“就这个？”
“就这个。”
他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。
回到家，我妈问我怎么这么晚，我说在村里走了走。
吃饭的时候，她忽然说：“今天有人来找你。”
“谁？”
“一个女的，瘦瘦的，说是你同事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小刘？她来干嘛？
“她说什么没有？”
“没说啥，就问你在不在。我说不在，她就走了。”
我点点头，没往心里去。
吃完饭，我洗碗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小刘从来没来过我家。
她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？
我放下碗，走到门口，往外看。
巷子里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我关上门，回到屋里，心里有点不安。
第二天到厂里，小刘已经在办公室了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昨天我去你家，你不在。”
“有事？”
她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：“我表嫂跟我说了一件事，我觉得得告诉你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就是周建国家的那个事，”她说，“我表嫂说，那个失踪的亲戚，不是别人，是她娘家的一个远房表哥。”
我心里一紧。
“你表嫂？”
“嗯，”她说，“她嫁到我们村之前，在娘家那边，有个表哥，说来这边打工，后来就没了消息。她一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直到前几天，听说周建国家的那个事，才想起来。”
我看着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她问我，要不要告诉周建国，”小刘说，“我说不知道。所以来问你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春兰埋的那个人，是小刘表嫂的表哥。
这世上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
“你告诉她了？”我问。
小刘摇头：“没有。我说先问问你。”
我看着她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别说。”我说。
“为什么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
为什么？
因为春兰已经死了。
因为她埋了二十年，终于能安息了。
因为建国好不容易，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
因为有些事，烂在肚子里，比说出来好。
“别说，”我说，“就当不知道。”
小刘看着我，点点头。
“好，”她说，“听你的。”
那天下午，我提前下班，去了春兰的坟。
那盆吊兰还在，叶子更蔫了，黄了几片。我蹲下来，把黄叶子摘掉，把土松了松。
“春兰，”我说，“那个人找到了。”
风吹过来，吹得吊兰叶子轻轻晃。
“是小刘的表嫂的表哥，”我说，“他家里人，找了他二十年。”
风停了，四周安静下来。
我蹲在那儿，看着那座坟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天边慢慢暗下来。
“我不会告诉建国，”我说，“你放心。”
风吹过来，像是有人在耳边说谢谢。
我站起来，往回走。
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那座坟在暮色里，小小的，静静的。那盆吊兰在风里，叶子轻轻摇。
我转过身，继续走。
回到家，我妈问我今天怎么又这么晚，我说去看了看春兰。
她叹了口气：“那也是个苦命人。”
我没说话。
吃饭的时候，她忽然说：“你今天不在的时候，又有人来找你。”
“谁？”
“还是那个女的，瘦瘦的，说是你同事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小刘？她又来干嘛？
“她说什么没有？”
“没说啥，就问你在不在。我说不在，她就走了。”
我放下筷子，心里忽然有点不安。
小刘为什么又去我家？
她不是白天在厂里见过我吗？
有什么事不能上班说？
我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往外看。
巷子里黑漆漆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我关上门，回到屋里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第二天到厂里，小刘不在。
我问别人，说请假了，家里有事。
我心里更不安了。
下午下班，我没回家，直接去了小刘家。
她家在镇边上，一个小院子，门开着。我进去，看见她坐在院子里，发呆。
“小刘？”
她抬起头，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
“田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你今天没上班，我来看看你。”
她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我坐在她旁边，看着她。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我表嫂今天来了。”
我心里一紧。
“她说什么了？”
小刘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睛红红的。
“她说，她表哥当年走的时候，身上带着一样东西。”
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一个玉佩，”小刘说，“她姥姥给的，传家宝，就那一块。”
我看着她，心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她说，”小刘的声音有点抖，“昨天她在镇上，看见一个人身上戴着那块玉佩。”
我愣住。
“谁？”
小刘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。
“谁？”我又问。
“周建国。”她说。
我站在那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周建国戴着那块玉佩？
那块玉佩，是那个人身上带着的？
那个人，被春兰砸死，埋了二十年。
那块玉佩，怎么会到建国手上？
“你表嫂确定吗？”我问。
“确定，”小刘说，“她说那是她姥姥的，她从小看到大，不会认错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心里翻江倒海。
建国知道吗？
他知道那块玉佩是谁的吗？
他知道那个人是他堂哥吗？
他知道……
我不敢往下想。
“你告诉你表嫂了？”我问。
小刘摇头：“没有。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”
我看着她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别说，”我说，“等我弄清楚再说。”
小刘点点头。
我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。
“那块玉佩，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“绿的，”小刘说，“圆的，中间有个孔，刻着一只蝴蝶。”
我点点头，走出去。
天快黑了，路灯还没亮，街上灰蒙蒙的。
我往砖厂的方向走，走得很快，心跳得很响。
砖厂门口，看门的老头拦住我，说下班了，不让进。
我说找周建国，有急事。
老头看了我一眼，让我等着，进去叫人。
等了好久，建国才出来。
他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，脸上身上都是灰，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
“田会计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我看着他的脸，看着他的脖子。
他脖子上，什么都没戴。
“你……”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怎么问。
“怎么了？”他看着我，有点奇怪。
“你……有没有一块玉佩？”我问，“绿的，圆的，刻着蝴蝶？”
他愣住。
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他的眼神变了。
只是一瞬间，然后他又恢复了正常。
“没有，”他说，“没见过。”
我看着他。
他也看着我。
路灯亮了，昏黄的光照在他脸上，照出一层灰，照出眼睛里的东西。
“真的没有？”我问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说，“你问这个干嘛？”
我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他看着我，笑容慢慢收了。
“回去吧，”他说，“天黑了。”
他转身往厂里走，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头也不回，说，“有些事，不知道，比知道好。”
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里，站在那儿，很久没动。
风起了，凉飕飕的，吹得路灯晃晃悠悠。
我转过身，往回走。
走到家，我妈问我吃饭没有，我说吃了。
躺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脑子里全是建国那句话。
“有些事，不知道，比知道好。”
他知道吗？
他知道那块玉佩是谁的吗？
他知道那个人是他堂哥吗？
他知道春兰做了什么吗？
他知道吗？
第二天，我没去上班，请了假。
我去镇上派出所，查二十年前的失踪案。
人家说，二十年前的案子，早就归档了，不好查。再说没有家属报案，查什么？
我说有个失踪的人，外地来的，在周家村附近失踪的。
人家问叫什么名字，哪里人，长什么样。
我一样也答不上来。
春兰没说过。
那个人叫什么，哪里人，长什么样，她一句都没说过。
我只知道，他身上有块玉佩，绿的，圆的，刻着蝴蝶。
派出所的人说，这算什么线索？满大街都是戴玉佩的。
我站在那儿，说不出话。
出来的时候，碰见一个人。
建国。
他站在派出所门口，看着我。
我愣住。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我问。
他没回答，只是看着我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说，“你在查什么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他看着我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。
绿的，圆的，中间有个孔，刻着一只蝴蝶。
那块玉佩。
我愣住。
他拿着那块玉佩，递给我。
“给你。”他说。
我接过来，凉的，沉甸甸的。
“这是……”
“我哥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亲哥。”
我看着他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“你……知道？”
他点点头。
“从一开始就知道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手里握着那块玉佩，看着他。
他站在路灯下，脸半明半暗，眼睛里有东西在闪。
“那年我十五，”他说，“在镇上念书。我哥说要去外面打工，赚了钱回来供我念书。我送他到村口，他把这块玉佩给我，说，留着，等我回来。”
风起了，吹得路灯晃晃悠悠。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“后来他没回来，”他说，“我等了一年，两年，三年……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说他来过周家村，后来就不见了。”
他看着远方，眼睛里的东西越来越亮。
“我找了二十年，”他说，“找遍了周围几个县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说周家村当年，有个外地人，来卖一个女的。那女的，后来嫁给了我堂哥。”
我看着他，心跳得很响。
“你……”
“我知道，”他说，“从娶她的那天就知道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他看着那块玉佩，看着那块绿的圆的刻着蝴蝶的玉佩。
“那天晚上，她砸他的时候，”他说，“我在。”
我愣住。
“你……你在？”
他点点头。
“我找我哥，找到周家村。那天晚上，我翻墙进去，看见她……看见她砸下去。”
风更大了，吹得我睁不开眼。
“我想喊，但喊不出声。我想冲进去，但腿动不了。我就那么站着，看着她把他拖出去，埋了。”
我看着他，眼泪流下来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我等了三天，”他说，“等她出门，挖开那块地，把他挖出来。他身上什么也没有，就这块玉佩，掉在旁边。我捡起来，又把他埋回去。”
他低下头，看着手里的玉佩。
“二十年了，”他说，“我一直带着它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他的脸，看着他眼睛里的东西。
“你为什么不说？”我问，“为什么不告诉她？”
他抬起头，看着我。
“告诉她什么？”他说，“告诉她我看见她杀人了？告诉她那是我亲哥？告诉她我找了二十年，找到的是一堆骨头？”
他笑了，笑得很难看。
“她埋了他二十年，我也藏了二十年。她以为没人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什么都知道，但我不能说。说了，她怎么办？说了，我还怎么做她男人？”
我站在那儿，眼泪流个不停。
他看着那块玉佩，轻轻摩挲着。
“后来我想，”他说，“这样也好。她不知道我知道，我不知道她杀的是谁。我们两个，一人守着一个秘密，过一辈子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可是什么？”他看着我，“可是她走了。可是她死了。可是她到死，都不知道我知道。”
他把那块玉佩递给我。
“给你，”他说，“你留着吧。”
我接过来，凉的，沉甸甸的。
“为什么给我？”
他看着远方，天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“因为我不要了，”他说，“她死了，我也不要了。”
他转身走了，走进黑暗里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
我站在那儿，握着那块玉佩，很久很久。
风停了，路灯亮了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。
我回到家，把那块玉佩放在桌上。
我妈看见了，问哪来的，我说捡的。
她看了看，说挺好看的，绿的，圆的，刻着蝴蝶。
我没说话。
吃饭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春兰说的那个人，是来卖她的。
建国说的他哥，是来找他的。
他们是同一个人吗？
如果是，那他到底是来卖人的，还是来找人的？
还是说，他先来找建国，然后看见春兰，起了坏心？
我不知道。
永远也不会知道了。
第二天，我去厂里上班，小刘又凑过来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你昨天去哪儿了？”
“有点事。”我说。
她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
“怎么了？”
她压低声音：“我表嫂说，那块玉佩，她不要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她说，”小刘看着我，“周建国昨天去找她了，把那块玉佩的事，都告诉她了。”
我看着她，没说话。
“他说，”小刘的声音很轻，“那是我哥的，他是我哥。他当年是来找我的，不是来卖人的。他走错路了，不知道怎么就走到周家村，看见春兰一个人在地里干活，就……”
她没说下去。
我站在那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“我表嫂说，”小刘说，“她哭了很久。她说，她恨了二十年的人，原来是个好人。”
我转过身，看着窗外。
天很蓝，云很白，院子里有人在搬货，喊来喊去的。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“后来，”小刘说，“周建国说，那块玉佩，他给春兰了。”
我愣住：“什么？”
“他说，昨天晚上，他去春兰坟上，把玉佩埋进去了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半天没动。
下午下班，我去了春兰的坟。
那盆吊兰还在，叶子更黄了，蔫蔫的。我蹲下来，把土扒开一点，看见那块玉佩。
绿的，圆的，刻着蝴蝶。
埋在土里，一半露在外面，在夕阳下，闪着光。
我把它重新埋好，把土拍实，把吊兰摆正。
风起了，吹得吊兰叶子轻轻摇。
我站起来，看着那座坟，看着那盆花，看着天边慢慢暗下来。
站了很久，转身往回走。
走到村口，碰见建国。
他站在那儿，像是等人。
“田会计，”他说，“我想问你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她走之前，有没有说，原谅我？”
我看着他。
他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背驼了，眼睛里的东西，浑浊了。
“说了。”我说。
他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”
他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。
风起了，凉飕飕的，吹得路边的树刷刷响。
我往回走，走到家门口，停下来。
月亮出来了，很亮，照得院子里一片白。
阳台上，那盆吊兰不在了。我搬去坟上了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空荡荡的阳台，想起春兰说过的话：
“你帮我写出来。”
我进屋，找出一支笔，一个本子。
坐到窗前，月亮照进来，照在纸上。
我开始写。
写她怎么被人带来，怎么砸下去，怎么埋了二十年。
写她怎么等建国回来，怎么搬进搬出那盆花。
写她最后说的那些话。
写那块玉佩，写建国说的那些事。
写了一个晚上，天亮的时候，写完了。
我把本子合上，放在桌上。
太阳升起来，照进来，照在本子上，暖暖的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。
天很蓝，云很白，有人在路上走，有人在院子里干活。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我拿起那个本子，想了想，又放下。
有些事，写出来，就够了。
不一定非要给人看。
我穿上衣服，出门上班。
走到厂门口，碰见小刘。
“田姐，”她说，“你今天气色不错。”
我笑笑，没说话。
进了办公室，坐下，开始干活。
日子还得过。
太阳照常升起。
风照常吹。
吊兰照常长。
活着的人，照常活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