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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，上午九点。
大门外挤满了记者和围观的人，摄像机架了一排，闪光灯噼里啪啦的。
几个穿制服的保安站在门口，维持秩序。
旁听席上坐满了人，有患者家属，有医药行业从业者，有法律界人士，还有几十家媒体的记者。
前排坐着几个推轮椅的人，轮椅上坐着孩子，有的很小，三四岁，有的十几岁，都很瘦，脸色苍白。
小石头坐在第三排的轮椅上，他妈妈站在旁边，手扶着轮椅的把手，手指攥得很紧。
他转过头，看着那些孩子，看了很久，又转回去。
“妈妈，他们也是SmA？”
“嗯。”
男孩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
他的手指很细，像枯枝。
他攥了攥拳头，又松开。
法官敲了法槌，法庭安静了。
原告席上坐着三个人，中间是药企的中国区总经理，姓陈，四十多岁，西装笔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旁边是两个律师，一男一女，都穿着黑色律师袍，面前摊着厚厚的文件。
被告席上坐着医保局的副局长，姓王，四十出头，短发，戴着黑框眼镜，说话声音不大。
她旁边是法制办的一位处长，姓赵，四十多岁，说话慢条斯理。
法官宣布开庭，原告律师先发言。
女律师站起来，翻开文件，声音很亮。
“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方当事人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，多年来投入巨资研发罕见病药物。以本案涉及的SmA治疗药物为例，研发周期超过十年，投入资金超过二十亿美元。该药物在全球多个国家获得专利保护，定价基于研发成本、生产成本、市场推广成本等多重因素。我方尊重中国医保制度的特殊性，也愿意通过谈判提供优惠价格。但被告方在谈判中采取的单方面压价行为，严重侵犯了我方当事人的知识产权和合理利润，违反了公平原则和契约精神。我方请求法庭确认被告方的行为构成歧视性定价，并要求重新谈判。”
她坐下，法官看向被告席。
王副局长站起来，看着法官说：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。第一，药品定价不是纯市场行为，涉及公共利益，尤其是救命药，必须在企业利润和患者可负担性之间找到平衡。第二，我方在谈判中的定价依据充分，参考了该药物在全球其他国家的售价。第三，原告所说的优惠价格，是从一百二十万降到三十万。三十万，对普通中国家庭来说，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我方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，原告所谓的‘歧视’，不是针对他们，是针对所有吃不起药的中国患者。”
旁听席上有人鼓掌，法官敲了法槌，安静了。
原告律师站起来，走到法庭中间，大声说：“王副局长，您说参考了全球其他国家的售价。请问，您参考的是哪些国家？价格是多少？”
王副局长翻开面前的文件回应道：“澳大利亚，折合人民币约六万元。日本，约八万元。英国，约九万元。德国，约十八万元。美国，约一百二十万元。我方最终谈判价格是三十万元，高于澳大利亚、日本、英国，低于美国和原告最初报价。我方认为，这个价格是合理的。”
原告律师笑了一下继续问：“王副局长，您说的那些国家的价格，是经过医保谈判后的价格，还是上市价格？”
“医保谈判后的价格。”
“那您知不知道，在这些国家，医保谈判是基于药品的临床价值、市场潜力、患者人数等多重因素，不是单纯压价？”
“我知道。我方也是基于同样的因素。”
“那您知不知道，在这些国家，医保谈判是有法律框架的，不是单方面行政命令？”
“我方没有下行政命令。我们是谈判。”
两个人你来我往，谁也不让谁。
旁听席上的人听着，有的点头，有的摇头。
小石头听不懂那些法律术语，但他听懂了“三十万”。
他转过头，看着他妈妈。
“妈妈，他们说三十万还是贵。”
女人没说话，只是握着他的手，握得很紧。
原告律师坐下了。
被告律师赵处长站起来，翻开文件说：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想向法庭出示一组证据。原告在全球各国的定价对比，以及全球各地的折扣率。数据显示，原告在中国谈判后的价格，依然高于某些发达国家。”
他把证据递给法官。
法官看了，传给原告律师。
原告律师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。
赵处长继续说。
“原告说他们给了最大的诚意。但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同样一瓶药，卖给我们三十万，卖给德国是十八万？是因为中国的患者，命更值钱吗？”
法庭安静了。
原告律师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旁听席上有人鼓掌，法官敲了法槌，安静了。
陈总经理坐在原告席上，脸色很难看。
他低下头，跟旁边的律师说了几句话，律师点了点头。
原告律师站起来。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方请求休庭十分钟。”
法官同意了。
旁听席上的人开始小声议论。
小石头转过头，看着他妈妈。
“妈妈，德国人买药比我们便宜？”
“嗯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女人没说话，她不知道。
她只知道，她的儿子吃不起药。
德国人的儿子吃得起，不是因为德国的药便宜，是因为德国的医保有钱，中国的医保没钱。不是不想给，而是给不起。
她只怪自己穷，穷到儿子吃不起药。
休庭结束。
原告律师站起来，这次语气软了很多。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方愿意接受调解。”
王副局长站起来。“我方不同意调解。我方要求法庭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。”
法庭又安静了。法官看了看原告，又看了看被告，敲了法槌。
“休庭。择日宣判。”
旁听席上的人陆续站起来往外走。
小石头坐在轮椅上，他妈妈推着他，往门口走。
走到门口，一个记者拦住了他们。
“您好，请问您是患者家属吗？能说几句吗？”
女人摇了摇头，推着小石头往外走。记者追上来。
“您对今天的庭审有什么看法？”
女人停下来，看着记者说：“我没什么看法。我只想说，我的儿子，他叫小石头。他今年十五岁了。他吃了两年的药，从一百二十万吃到三十万。三十万，我们还是吃不起。今年的药，还没买。”
她的眼泪掉下来了，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：“林爷爷说了，今年的药，他出。我不知道明年怎么办。但我知道，我儿子还活着。他活着，我就有盼头。”
记者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小石头抬起头，看着记者。
“阿姨，我能说一句吗？”
记者蹲下来，把话筒递过去。
“谢谢林爷爷。谢谢医保局的叔叔阿姨。谢谢那些帮我们说话的人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我会好好吃药的。我想活着。”
记者站起来，擦了擦眼泪。
小石头妈妈推着他，走了。
门口的记者们扛着摄像机，拍着他们的背影。
小石头坐在轮椅上，两只手抓着扶手。
他转过头，看着那些摄像机，看了很久，又转回去。
他妈妈推着他，越走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街角。
林杰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电视上的直播。
他看见小石头，看见他妈妈，看见他们走出法院大门。
他看见记者拦住他们，看见女人哭了，看见男孩说“我想活着”。
他关了电视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手机响了，刘局长发来消息。
“林副总，庭审结束了。原告同意调解，我们拒绝了。”
林杰看着那行字，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刘局长又发了一条。“王副局长在法庭上说的那句话，您看到了吗？”
“哪句？”
“为什么同样一瓶药，卖给我们三十万，卖给德国是十八万？是因为中国的患者，命更值钱吗？”
林杰看着那行字，回复道。
“看到了。她说得好。”
“林副总，药企那边，可能还会上诉。”
“让他们上。我们等着。”
林杰放下手机，转过身，走回办公桌前，坐下。
桌上摆着那份庭审记录，他翻开，看到王副局长说的那句话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合上文件，靠在椅背上。
手机又响了，林念苏发来消息。
“爸，小石头回来了。他问我，药企还会不会告我们。”
林杰看着那行字，回了几个字。“不会。他们告不赢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他们不讲理。不讲理的人，赢不了。”
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，上午九点。
大门外挤满了记者和围观的人，摄像机架了一排，闪光灯噼里啪啦的。
几个穿制服的保安站在门口，维持秩序。
旁听席上坐满了人，有患者家属，有医药行业从业者，有法律界人士，还有几十家媒体的记者。
前排坐着几个推轮椅的人，轮椅上坐着孩子，有的很小，三四岁，有的十几岁，都很瘦，脸色苍白。
小石头坐在第三排的轮椅上，他妈妈站在旁边，手扶着轮椅的把手，手指攥得很紧。
他转过头，看着那些孩子，看了很久，又转回去。
“妈妈，他们也是SmA？”
“嗯。”
男孩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
他的手指很细，像枯枝。
他攥了攥拳头，又松开。
法官敲了法槌，法庭安静了。
原告席上坐着三个人，中间是药企的中国区总经理，姓陈，四十多岁，西装笔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旁边是两个律师，一男一女，都穿着黑色律师袍，面前摊着厚厚的文件。
被告席上坐着医保局的副局长，姓王，四十出头，短发，戴着黑框眼镜，说话声音不大。
她旁边是法制办的一位处长，姓赵，四十多岁，说话慢条斯理。
法官宣布开庭，原告律师先发言。
女律师站起来，翻开文件，声音很亮。
“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方当事人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，多年来投入巨资研发罕见病药物。以本案涉及的SmA治疗药物为例，研发周期超过十年，投入资金超过二十亿美元。该药物在全球多个国家获得专利保护，定价基于研发成本、生产成本、市场推广成本等多重因素。我方尊重中国医保制度的特殊性，也愿意通过谈判提供优惠价格。但被告方在谈判中采取的单方面压价行为，严重侵犯了我方当事人的知识产权和合理利润，违反了公平原则和契约精神。我方请求法庭确认被告方的行为构成歧视性定价，并要求重新谈判。”
她坐下，法官看向被告席。
王副局长站起来，看着法官说：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。第一，药品定价不是纯市场行为，涉及公共利益，尤其是救命药，必须在企业利润和患者可负担性之间找到平衡。第二，我方在谈判中的定价依据充分，参考了该药物在全球其他国家的售价。第三，原告所说的优惠价格，是从一百二十万降到三十万。三十万，对普通中国家庭来说，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我方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，原告所谓的‘歧视’，不是针对他们，是针对所有吃不起药的中国患者。”
旁听席上有人鼓掌，法官敲了法槌，安静了。
原告律师站起来，走到法庭中间，大声说：“王副局长，您说参考了全球其他国家的售价。请问，您参考的是哪些国家？价格是多少？”
王副局长翻开面前的文件回应道：“澳大利亚，折合人民币约六万元。日本，约八万元。英国，约九万元。德国，约十八万元。美国，约一百二十万元。我方最终谈判价格是三十万元，高于澳大利亚、日本、英国，低于美国和原告最初报价。我方认为，这个价格是合理的。”
原告律师笑了一下继续问：“王副局长，您说的那些国家的价格，是经过医保谈判后的价格，还是上市价格？”
“医保谈判后的价格。”
“那您知不知道，在这些国家，医保谈判是基于药品的临床价值、市场潜力、患者人数等多重因素，不是单纯压价？”
“我知道。我方也是基于同样的因素。”
“那您知不知道，在这些国家，医保谈判是有法律框架的，不是单方面行政命令？”
“我方没有下行政命令。我们是谈判。”
两个人你来我往，谁也不让谁。
旁听席上的人听着，有的点头，有的摇头。
小石头听不懂那些法律术语，但他听懂了“三十万”。
他转过头，看着他妈妈。
“妈妈，他们说三十万还是贵。”
女人没说话，只是握着他的手，握得很紧。
原告律师坐下了。
被告律师赵处长站起来，翻开文件说：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想向法庭出示一组证据。原告在全球各国的定价对比，以及全球各地的折扣率。数据显示，原告在中国谈判后的价格，依然高于某些发达国家。”
他把证据递给法官。
法官看了，传给原告律师。
原告律师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。
赵处长继续说。
“原告说他们给了最大的诚意。但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同样一瓶药，卖给我们三十万，卖给德国是十八万？是因为中国的患者，命更值钱吗？”
法庭安静了。
原告律师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旁听席上有人鼓掌，法官敲了法槌，安静了。
陈总经理坐在原告席上，脸色很难看。
他低下头，跟旁边的律师说了几句话，律师点了点头。
原告律师站起来。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方请求休庭十分钟。”
法官同意了。
旁听席上的人开始小声议论。
小石头转过头，看着他妈妈。
“妈妈，德国人买药比我们便宜？”
“嗯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女人没说话，她不知道。
她只知道，她的儿子吃不起药。
德国人的儿子吃得起，不是因为德国的药便宜，是因为德国的医保有钱，中国的医保没钱。不是不想给，而是给不起。
她只怪自己穷，穷到儿子吃不起药。
休庭结束。
原告律师站起来，这次语气软了很多。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方愿意接受调解。”
王副局长站起来。“我方不同意调解。我方要求法庭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。”
法庭又安静了。法官看了看原告，又看了看被告，敲了法槌。
“休庭。择日宣判。”
旁听席上的人陆续站起来往外走。
小石头坐在轮椅上，他妈妈推着他，往门口走。
走到门口，一个记者拦住了他们。
“您好，请问您是患者家属吗？能说几句吗？”
女人摇了摇头，推着小石头往外走。记者追上来。
“您对今天的庭审有什么看法？”
女人停下来，看着记者说：“我没什么看法。我只想说，我的儿子，他叫小石头。他今年十五岁了。他吃了两年的药，从一百二十万吃到三十万。三十万，我们还是吃不起。今年的药，还没买。”
她的眼泪掉下来了，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：“林爷爷说了，今年的药，他出。我不知道明年怎么办。但我知道，我儿子还活着。他活着，我就有盼头。”
记者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小石头抬起头，看着记者。
“阿姨，我能说一句吗？”
记者蹲下来，把话筒递过去。
“谢谢林爷爷。谢谢医保局的叔叔阿姨。谢谢那些帮我们说话的人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我会好好吃药的。我想活着。”
记者站起来，擦了擦眼泪。
小石头妈妈推着他，走了。
门口的记者们扛着摄像机，拍着他们的背影。
小石头坐在轮椅上，两只手抓着扶手。
他转过头，看着那些摄像机，看了很久，又转回去。
他妈妈推着他，越走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街角。
林杰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电视上的直播。
他看见小石头，看见他妈妈，看见他们走出法院大门。
他看见记者拦住他们，看见女人哭了，看见男孩说“我想活着”。
他关了电视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手机响了，刘局长发来消息。
“林副总，庭审结束了。原告同意调解，我们拒绝了。”
林杰看着那行字，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刘局长又发了一条。“王副局长在法庭上说的那句话，您看到了吗？”
“哪句？”
“为什么同样一瓶药，卖给我们三十万，卖给德国是十八万？是因为中国的患者，命更值钱吗？”
林杰看着那行字，回复道。
“看到了。她说得好。”
“林副总，药企那边，可能还会上诉。”
“让他们上。我们等着。”
林杰放下手机，转过身，走回办公桌前，坐下。
桌上摆着那份庭审记录，他翻开，看到王副局长说的那句话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合上文件，靠在椅背上。
手机又响了，林念苏发来消息。
“爸，小石头回来了。他问我，药企还会不会告我们。”
林杰看着那行字，回了几个字。“不会。他们告不赢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他们不讲理。不讲理的人，赢不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