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23章 断缴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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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彼得堡的冬天从来不真正结束。它只是在某个时刻假装结束了，然后在你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的三月里，再一次把整个城市按进灰色的泥水里。
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·沃尔科夫站在瓦西里岛那栋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赫鲁晓夫楼的走廊里，手里攥着一张粉红色的单子。走廊的灯又坏了，只有尽头那盏还在倔强地亮着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，像一根快要断掉的琴弦。
单子上印着国家未来保障基金会圣彼得堡分理处的公章，右上角有一行小字：尊敬的缴费人，您的账户已进入预警状态。
他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缴费了。
这件事说起来其实很简单。德米特里是一个自由插画师，偶尔接一些出版社的活儿，偶尔在网上给人画头像，收入像圣彼得堡的天气一样不可预测。上个月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，结果房东涨了房租，紧接着牙坏了一颗，看牙又花掉了大半。等他算完所有的账，发现那个每个月必须交给基金会的数字——两千二百三十八卢布——已经不可能从剩下的钱里挤出来了。
他不是没有想过。每天晚上躺在那张弹簧已经坏了两根的床上，他都会想。他知道那笔钱意味着什么。每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活过三十年的人都知道。你年轻的时候每个月往那个无底洞里扔钱，等你老了，那个无底洞会每个月往你手里吐钱。吐得不多，但够你活着。这是整个罗刹国运转了几十年的最基本的契约。
但问题在于，德米特里今年三十一岁，他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不知道从哪里来。
他把那张粉红色的单子叠好，塞进大衣口袋里，走下了楼梯。楼梯间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广告，但有一张他从来没见过的告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贴上去的，纸张还很新，上面用一种异常工整的字体写着：
断缴者请注意：您的未来正在注销中。如有异议，请携带本人前往涅瓦大街四十七号三楼办理。过期不候。
德米特里盯着那张告示看了很久。他想，这大概又是哪个骗人的机构贴的。在圣彼得堡，这种东西比老鼠还多。
他推开单元门，冷风立刻灌进来，夹杂着涅瓦河上那种永远散不去的腥味儿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身后三楼的窗户后面，一个老太太正透过结了冰花的玻璃看着他。老太太叫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·别洛娃，七十三岁，退休会计，缴了四十一年的费，一分钱没断过。她的眼睛像两颗冻透了的李子，浑浊，但什么都看得见。
她看见德米特里口袋里露出的那截粉红色。
她慢慢地摇了摇头，嘴唇动了动，说了一句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话：又一个。
断缴的第一个月，什么都没发生。
德米特里甚至松了一口气。他想，也许那套系统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苛，也许迟几个月补上就行了。他用省下来的两千二百三十八卢布交了房租，买了食粮，甚至给自己买了一瓶格瓦斯。
第二个月，他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对劲的东西。
首先是他的影子。
圣彼得堡冬天的太阳本来就少，但偶尔中午会出来一会儿。有一天中午，德米特里走过宫殿桥，突然低头看了一眼地面，发现自己的影子比以前淡了。不是那种光线造成的淡，而是一种本质上的淡，好像他的影子正在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擦掉。
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。
然后是邻居。他住的那栋楼里有一个看门的老头，叫格里戈里·尼基福罗维奇，每天早上都会在门口抽烟，见谁都要说两句话。但从第二个月开始，格里戈里见到德米特里的时候，眼神会有一个极短的停顿，就好像他在努力回忆这个人是谁，然后才恢复正常，说一句早上好，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。
那个停顿越来越长。
到了第三个月，事情变得更明显了。
德米特里去涅瓦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交稿，咖啡馆的收银员是个年轻姑娘，之前每次都会冲他笑一下。但这一次，姑娘接过他的稿子，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直接转向了下一个人，好像他根本不存在。
他又试了一次。他走到收银台前，清了清嗓子，说：我的咖啡。
姑娘皱了皱眉，对他身后的空气说了一句：下一位。
德米特里回过头，身后没有人。
他站在那里，手里攥着那杯已经做好的咖啡，突然觉得一阵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。那种冷不是温度的冷，是一种被整个世界慢慢忘记的冷。
他想起了那张粉红色的单子，想起了走廊里那张告示。
他开始跑。
不是跑向某个地方，是那种没有方向的跑，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只想离开原地。他跑过涅瓦大街，跑过丰坦卡河沿，跑进了一条他从来没走过的小巷。小巷的尽头是一扇绿色的铁门，门上没有门牌号，只挂着一块铜牌，上面刻着：
国家未来保障基金会圣彼得堡分理处——断缴业务专柜
门是开着的。
里面比外面暖和。这是德米特里的第一感觉。
暖气烧得很足，空气里有一种旧纸张和墨水混合的气味，像是走进了某个十九世纪的衙门。大厅很大，天花板高得不合理，吊灯是那种苏联时期的水晶灯，但每一颗水晶里面都好像困着一团雾。
大厅里有很多人。
德米特里后来回忆这个场景的时候，总是觉得那些人不太像活人。他们排着队，队伍很长，从大厅这头一直排到看不见的那头。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粉红色的单子，和他那张一模一样。他们的表情都是同一种——不是恐惧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已经接受了什么的麻木。
德米特里排到了队伍里。
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年轻人，看起来二十五六岁，穿着一件黄色的外卖员制服，胸口的牌子上写着阿列克谢。年轻人的脸是灰白色的，不是那种生病的灰白，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灰白，好像有人在用橡皮擦慢慢擦掉他的五官。
你也是断缴的？德米特里问。
年轻人转过头来，他的眼睛还在，但已经很淡了，像两杯被兑了太多水的茶。
我断了一年了，阿列克谢说，声音很轻，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，刚开始没什么感觉，后来我妈不认识我了。再后来我女朋友也不认识我了。我去公司上班，打卡机不认我的脸。我照镜子，镜子里的我一天比一天模糊。
他抬起手，德米特里看到他的手指尖已经几乎透明了，能透过手指看到后面排队的人的脸。
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阿列克谢说，不是别人忘了你。是你开始忘了你自己。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小时候住在哪里了。我想不起来我妈的名字。我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活着。这些东西不是被谁拿走的，是它们自己在消失，因为没有人在替你记着了。
德米特里想说点什么，但他发现自己也想不起来阿列克谢刚才说的那个名字是什么了。
队伍往前移动。
终于轮到了德米特里。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。
那个人看起来五十岁左右，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，脸上带着一种公务员特有的、温和而空洞的微笑。他的胸前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·科切特科夫，三级保障专员。
沃尔科夫，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，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翻着一本厚厚的册子，头也不抬地说，自由职业，插画师，最后缴费日期，去年十二月。断缴三个月。影子透明度百分之四十七，社会记忆指数下降至百分之三十一。嗯，还没到不可逆的程度，但也快了。
什么叫不可逆？德米特里问。
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终于抬起头来。他的眼睛是一种非常浅的灰色，像圣彼得堡冬天的天空。
不可逆的意思是，他说，语气依然温和，你会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不是死，死至少还有人记得你。是消失。就像你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你的名字会从所有的记录里抹掉，你住过的房间会变成空房间，你认识的人会觉得那个位置一直就是空的。
他合上册子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推过来。
现在你有两个选择。第一，补缴所有欠费，加上滞纳金，一共八万四千卢布。缴了之后，你的透明度会慢慢恢复，但已经消失的记忆不会回来。第二，签署放弃声明，放弃未来所有的保障权益。签了之后，你会立刻恢复透明度，但从此刻起，你和基金会再无关系。你老了以后，没有人会给你一分钱。
八万四千？德米特里的声音变了调，我现在连八万四千戈比都拿不出来。
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看着他，那个温和的微笑一点都没有变。
我知道，他说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四千两百万人都拿不出来。所以他们都在排那个队。
他指了指德米特里身后那条看不到头的队伍。
你以为你是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？你不是。你是第四千两百万零一个。而在你之后，还有更多。这个数字每个月都在增长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德米特里没有说话。
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是圣彼得堡永远灰暗的天空，远处可以看到涅瓦河上的冰。
因为这套系统，他说，声音突然变得很低，低到像是在对自己说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你们设计的。它是为那些有单位的人、有稳定工资的人、每个月有人帮他们缴大头的人设计的。你们这些人，灵活就业的，自由职业的，你们从第一天起就被放在了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上。你要用不稳定的收入，去维持一个需要绝对稳定才能运转的契约。你做不到的。不是你不想做，是你做不到。这不是你的错。
他转过身来，看着德米特里。
但系统不在乎是谁的错。系统只认一个东西：缴费。你缴了，你就存在。你不缴，你就消失。就这么简单。
德米特里没有签那张表，也没有交那八万四千卢布。他从分理处走了出来，站在那条无名小巷里，发现自己的手已经能透过一点光了。
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那栋赫鲁晓夫楼的。他只记得推开单元门的时候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·别洛娃正坐在一楼的长椅上，手里织着一条永远织不完的围巾。
你去了？老太太头也不抬地问。
你怎么知道？
我在这栋楼里住了四十一年，老太太说，每一个断缴的人，最后都会走到那扇绿色的门前面。不是他们想去，是那扇门会找到他们。
她终于抬起头来，那双冻透了的李子一样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德米特里。
坐下，她说，我给你讲个事。
德米特里坐下了。长椅很冷，但他已经感觉不太到冷了。
我年轻的时候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开始说，也断过。那是九八年，卢布崩了的那年。我在厂里干了十五年，厂倒了，工资发不出来，基金会的费也缴不上了。我断了八个月。
后来呢？
后来我差点就消失了，老太太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，我那八个月里，我丈夫不认识我了。我女儿在街上走过我身边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我去商店买面包，售货员把面包递给了我身后的空气。我那时候才明白，这个东西不是在惩罚你，它是在告诉你——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，是用钱买的。你不付钱，你就不存在。
那你怎么活下来的？
老太太把围巾放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铁皮盒子。盒子很旧，上面印着苏联时期的镰刀锤子。她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沓发黄的收据，每一张上面都盖着基金会的章。
我把我妈留给我的金耳环卖了，她说，那是我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我卖了它，补了八个月的费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断过。四十一年，一个月都没断过。
她看着德米特里，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，不完全是同情，更像是一种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之后才会有的理解。
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，她说，我缴了四十一年，我下个月能领到的钱，是一万一千二百卢布。一万一千二百卢布。在圣彼得堡，够干什么？够交房租的一半，够买两周的食粮，够让你活着，但不够让你像个人一样活着。
她把铁皮盒子合上，重新塞回口袋里。
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卖那对耳环，让自己消失了，是不是反而是一种解脱。但我不敢想太久。因为一想太久，我就会发现，我已经分不清我到底是活着，还是只是还没有消失。
德米特里沉默了很久。
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他终于问。
老太太重新拿起围巾，开始织。
我不知道，她说，但我知道一件事。那个分理处里的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，他说得对，这套东西不是为你设计的。但他说得不对的是，他说这不是你的错。这当然是你的错，也当然不是你的错。这是所有人的错，也不是任何人的错。这就是罗刹国。在罗刹国里，对的事情和能做到的事情，从来就不是同一件事。
那天晚上，德米特里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。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
他的手已经透明到可以看见床单的花纹了。
他闭上眼睛，试图入睡，但他知道自己不会睡着。因为在黑暗里，他听到了一种声音。那种声音不是从外面传来的，是从他自己的身体里传来的，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叫他的名字。
德米特里……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……
他睁开眼睛。
房间里站着一个人。
那个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，和他身上这件一模一样。那个人的脸和他一模一样，但老了三十岁。那个人的眼睛是空的，不是瞎了的那种空，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的那种空。
那是六十岁的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·沃尔科夫。
你来干什么？年轻的德米特里问，声音在发抖。
老的德米特里看着他，嘴角动了动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
我来收账，老的德米特里说，你欠的不是基金会的钱。你欠的是我的。你现在不缴，将来我就得替你活。可我已经活不下去了。我每个月只有一万一千二百卢布，我住在一个地下室里，我的膝盖坏了，我的牙齿掉了一半，我每天只能吃一顿饭。这就是你给我的未来。
我没有选择——
你有选择！老的德米特里突然吼了起来，声音像碎玻璃一样尖锐，你每个月都有选择！你选择了活过今天！你选择了下个月再说！你选择了把钱花在房租上、花在牙上、花在那瓶该死的格瓦斯上！你做了选择，德米特里。你只是不想承认你做了选择！
年轻的德米特里说不出话来。
老的德米特里慢慢走近，他的手伸过来，那只手也是透明的，像一只用冰做的手。
跟我走吧，老的德米特里说，你不缴，我就得消失。你消失了，我也就消失了。我们两个，总得有一个消失。这不是诅咒，这是算术。
年轻的德米特里看着那只伸过来的手。
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他想起了阿列克谢，那个外卖员，那个手指尖已经透明的年轻人。他想起了阿列克谢说的那句话：最可怕的不是别人忘了你，是你开始忘了你自己。
他又想起了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的那对金耳环。
他又想起了那张告示上的话：您的未来正在注销中。
然后他做了一件事。
他伸出手，握住了老的德米特里的手。
两只透明的手握在一起，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但就在那一刻，年轻的德米特里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尖恢复了一点颜色。很淡的一点，像冬天早晨刚亮起来的天光。
我不跟你走，他说，但我也不会让你消失。我去想办法。我不知道什么办法，但我去想。
老的德米特里看着他，空掉的眼睛里突然有了一点什么东西。那不是光，是比光更暗的东西，是一种在绝对的黑暗里才能看见的东西。
你想不出来的，老的德米特里说。
也许吧，年轻的德米特里说，但在我想出来之前，你哪儿也不许去。
老的德米特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，像一团雾一样，散了。
房间里又只剩下德米特里一个人。他的手还是透明的，但比刚才好了一点。好了那么一点点。
第二天早上，德米特里走出单元门的时候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还坐在那条长椅上。
你活过来了？老太太问。
还没有完全，德米特里说，但也没有完全消失。
老太太点了点头，好像这个答案在她的预料之中。
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写了一句话，老太太突然说，说要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保障的政策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
意味着他们终于承认这个问题了。
老太太说，意味着他们终于承认，这个问题不是你们造成的。但承认归承认，改不改是另一回事。在罗刹国，承认错误是最容易的事。改正错误是最难的事。而大部分时候，这两件事之间隔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明天。
德米特里站在那里，看着圣彼得堡灰蒙蒙的天空。涅瓦河的方向传来轮渡的汽笛声，悠长而悲哀，像一头巨兽在叹息。
他知道自己还是得去想办法。也许去借钱，也许去接更多的活儿，也许去卖掉什么东西。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在那个分理处的队伍里，有四千两百万人在排着。每一个人都经历了那个先停这个月的时刻。每一个人都在那个时刻做了同一个选择。
那个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傻，不是因为他们短视，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
那个选择是因为他们站在一个两边都是悬崖的路口，而两条路上都没有灯。
德米特里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，摸到了那张粉红色的单子。他把它拿出来，看了看，然后叠好，重新放回去。
他朝涅瓦大街的方向走去。
在他身后，那栋赫鲁晓夫楼的三楼窗户后面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·别洛娃看着他的背影，慢慢地把围巾又绕了一圈。
她想起了自己那对金耳环。
她想起了四十一年。
她想起了下个月的一万一千二百卢布。
然后她继续织她那条永远织不完的围巾，因为在罗刹国，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其实很有限。你能做的，就是在还没有消失之前，把手里的线一圈一圈地绕下去。
至于绕到最后是什么……
账本不会说谎，但账本也不会告诉你答案。
它只会告诉你一个数字。
而那个数字，每一个月都在变大。
圣彼得堡的冬天从来不真正结束。它只是在某个时刻假装结束了，然后在你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的三月里，再一次把整个城市按进灰色的泥水里。
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·沃尔科夫站在瓦西里岛那栋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赫鲁晓夫楼的走廊里，手里攥着一张粉红色的单子。走廊的灯又坏了，只有尽头那盏还在倔强地亮着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，像一根快要断掉的琴弦。
单子上印着国家未来保障基金会圣彼得堡分理处的公章，右上角有一行小字：尊敬的缴费人，您的账户已进入预警状态。
他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缴费了。
这件事说起来其实很简单。德米特里是一个自由插画师，偶尔接一些出版社的活儿，偶尔在网上给人画头像，收入像圣彼得堡的天气一样不可预测。上个月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，结果房东涨了房租，紧接着牙坏了一颗，看牙又花掉了大半。等他算完所有的账，发现那个每个月必须交给基金会的数字——两千二百三十八卢布——已经不可能从剩下的钱里挤出来了。
他不是没有想过。每天晚上躺在那张弹簧已经坏了两根的床上，他都会想。他知道那笔钱意味着什么。每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活过三十年的人都知道。你年轻的时候每个月往那个无底洞里扔钱，等你老了，那个无底洞会每个月往你手里吐钱。吐得不多，但够你活着。这是整个罗刹国运转了几十年的最基本的契约。
但问题在于，德米特里今年三十一岁，他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不知道从哪里来。
他把那张粉红色的单子叠好，塞进大衣口袋里，走下了楼梯。楼梯间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广告，但有一张他从来没见过的告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贴上去的，纸张还很新，上面用一种异常工整的字体写着：
断缴者请注意：您的未来正在注销中。如有异议，请携带本人前往涅瓦大街四十七号三楼办理。过期不候。
德米特里盯着那张告示看了很久。他想，这大概又是哪个骗人的机构贴的。在圣彼得堡，这种东西比老鼠还多。
他推开单元门，冷风立刻灌进来，夹杂着涅瓦河上那种永远散不去的腥味儿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身后三楼的窗户后面，一个老太太正透过结了冰花的玻璃看着他。老太太叫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·别洛娃，七十三岁，退休会计，缴了四十一年的费，一分钱没断过。她的眼睛像两颗冻透了的李子，浑浊，但什么都看得见。
她看见德米特里口袋里露出的那截粉红色。
她慢慢地摇了摇头，嘴唇动了动，说了一句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话：又一个。
断缴的第一个月，什么都没发生。
德米特里甚至松了一口气。他想，也许那套系统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苛，也许迟几个月补上就行了。他用省下来的两千二百三十八卢布交了房租，买了食粮，甚至给自己买了一瓶格瓦斯。
第二个月，他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对劲的东西。
首先是他的影子。
圣彼得堡冬天的太阳本来就少，但偶尔中午会出来一会儿。有一天中午，德米特里走过宫殿桥，突然低头看了一眼地面，发现自己的影子比以前淡了。不是那种光线造成的淡，而是一种本质上的淡，好像他的影子正在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擦掉。
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。
然后是邻居。他住的那栋楼里有一个看门的老头，叫格里戈里·尼基福罗维奇，每天早上都会在门口抽烟，见谁都要说两句话。但从第二个月开始，格里戈里见到德米特里的时候，眼神会有一个极短的停顿，就好像他在努力回忆这个人是谁，然后才恢复正常，说一句早上好，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。
那个停顿越来越长。
到了第三个月，事情变得更明显了。
德米特里去涅瓦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交稿，咖啡馆的收银员是个年轻姑娘，之前每次都会冲他笑一下。但这一次，姑娘接过他的稿子，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直接转向了下一个人，好像他根本不存在。
他又试了一次。他走到收银台前，清了清嗓子，说：我的咖啡。
姑娘皱了皱眉，对他身后的空气说了一句：下一位。
德米特里回过头，身后没有人。
他站在那里，手里攥着那杯已经做好的咖啡，突然觉得一阵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。那种冷不是温度的冷，是一种被整个世界慢慢忘记的冷。
他想起了那张粉红色的单子，想起了走廊里那张告示。
他开始跑。
不是跑向某个地方，是那种没有方向的跑，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只想离开原地。他跑过涅瓦大街，跑过丰坦卡河沿，跑进了一条他从来没走过的小巷。小巷的尽头是一扇绿色的铁门，门上没有门牌号，只挂着一块铜牌，上面刻着：
国家未来保障基金会圣彼得堡分理处——断缴业务专柜
门是开着的。
里面比外面暖和。这是德米特里的第一感觉。
暖气烧得很足，空气里有一种旧纸张和墨水混合的气味，像是走进了某个十九世纪的衙门。大厅很大，天花板高得不合理，吊灯是那种苏联时期的水晶灯，但每一颗水晶里面都好像困着一团雾。
大厅里有很多人。
德米特里后来回忆这个场景的时候，总是觉得那些人不太像活人。他们排着队，队伍很长，从大厅这头一直排到看不见的那头。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粉红色的单子，和他那张一模一样。他们的表情都是同一种——不是恐惧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已经接受了什么的麻木。
德米特里排到了队伍里。
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年轻人，看起来二十五六岁，穿着一件黄色的外卖员制服，胸口的牌子上写着阿列克谢。年轻人的脸是灰白色的，不是那种生病的灰白，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灰白，好像有人在用橡皮擦慢慢擦掉他的五官。
你也是断缴的？德米特里问。
年轻人转过头来，他的眼睛还在，但已经很淡了，像两杯被兑了太多水的茶。
我断了一年了，阿列克谢说，声音很轻，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，刚开始没什么感觉，后来我妈不认识我了。再后来我女朋友也不认识我了。我去公司上班，打卡机不认我的脸。我照镜子，镜子里的我一天比一天模糊。
他抬起手，德米特里看到他的手指尖已经几乎透明了，能透过手指看到后面排队的人的脸。
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阿列克谢说，不是别人忘了你。是你开始忘了你自己。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小时候住在哪里了。我想不起来我妈的名字。我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活着。这些东西不是被谁拿走的，是它们自己在消失，因为没有人在替你记着了。
德米特里想说点什么，但他发现自己也想不起来阿列克谢刚才说的那个名字是什么了。
队伍往前移动。
终于轮到了德米特里。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。
那个人看起来五十岁左右，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，脸上带着一种公务员特有的、温和而空洞的微笑。他的胸前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·科切特科夫，三级保障专员。
沃尔科夫，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，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翻着一本厚厚的册子，头也不抬地说，自由职业，插画师，最后缴费日期，去年十二月。断缴三个月。影子透明度百分之四十七，社会记忆指数下降至百分之三十一。嗯，还没到不可逆的程度，但也快了。
什么叫不可逆？德米特里问。
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终于抬起头来。他的眼睛是一种非常浅的灰色，像圣彼得堡冬天的天空。
不可逆的意思是，他说，语气依然温和，你会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不是死，死至少还有人记得你。是消失。就像你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你的名字会从所有的记录里抹掉，你住过的房间会变成空房间，你认识的人会觉得那个位置一直就是空的。
他合上册子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推过来。
现在你有两个选择。第一，补缴所有欠费，加上滞纳金，一共八万四千卢布。缴了之后，你的透明度会慢慢恢复，但已经消失的记忆不会回来。第二，签署放弃声明，放弃未来所有的保障权益。签了之后，你会立刻恢复透明度，但从此刻起，你和基金会再无关系。你老了以后，没有人会给你一分钱。
八万四千？德米特里的声音变了调，我现在连八万四千戈比都拿不出来。
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看着他，那个温和的微笑一点都没有变。
我知道，他说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四千两百万人都拿不出来。所以他们都在排那个队。
他指了指德米特里身后那条看不到头的队伍。
你以为你是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？你不是。你是第四千两百万零一个。而在你之后，还有更多。这个数字每个月都在增长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德米特里没有说话。
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是圣彼得堡永远灰暗的天空，远处可以看到涅瓦河上的冰。
因为这套系统，他说，声音突然变得很低，低到像是在对自己说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你们设计的。它是为那些有单位的人、有稳定工资的人、每个月有人帮他们缴大头的人设计的。你们这些人，灵活就业的，自由职业的，你们从第一天起就被放在了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上。你要用不稳定的收入，去维持一个需要绝对稳定才能运转的契约。你做不到的。不是你不想做，是你做不到。这不是你的错。
他转过身来，看着德米特里。
但系统不在乎是谁的错。系统只认一个东西：缴费。你缴了，你就存在。你不缴，你就消失。就这么简单。
德米特里没有签那张表，也没有交那八万四千卢布。他从分理处走了出来，站在那条无名小巷里，发现自己的手已经能透过一点光了。
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那栋赫鲁晓夫楼的。他只记得推开单元门的时候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·别洛娃正坐在一楼的长椅上，手里织着一条永远织不完的围巾。
你去了？老太太头也不抬地问。
你怎么知道？
我在这栋楼里住了四十一年，老太太说，每一个断缴的人，最后都会走到那扇绿色的门前面。不是他们想去，是那扇门会找到他们。
她终于抬起头来，那双冻透了的李子一样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德米特里。
坐下，她说，我给你讲个事。
德米特里坐下了。长椅很冷，但他已经感觉不太到冷了。
我年轻的时候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开始说，也断过。那是九八年，卢布崩了的那年。我在厂里干了十五年，厂倒了，工资发不出来，基金会的费也缴不上了。我断了八个月。
后来呢？
后来我差点就消失了，老太太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，我那八个月里，我丈夫不认识我了。我女儿在街上走过我身边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我去商店买面包，售货员把面包递给了我身后的空气。我那时候才明白，这个东西不是在惩罚你，它是在告诉你——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，是用钱买的。你不付钱，你就不存在。
那你怎么活下来的？
老太太把围巾放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铁皮盒子。盒子很旧，上面印着苏联时期的镰刀锤子。她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沓发黄的收据，每一张上面都盖着基金会的章。
我把我妈留给我的金耳环卖了，她说，那是我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我卖了它，补了八个月的费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断过。四十一年，一个月都没断过。
她看着德米特里，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，不完全是同情，更像是一种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之后才会有的理解。
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，她说，我缴了四十一年，我下个月能领到的钱，是一万一千二百卢布。一万一千二百卢布。在圣彼得堡，够干什么？够交房租的一半，够买两周的食粮，够让你活着，但不够让你像个人一样活着。
她把铁皮盒子合上，重新塞回口袋里。
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卖那对耳环，让自己消失了，是不是反而是一种解脱。但我不敢想太久。因为一想太久，我就会发现，我已经分不清我到底是活着，还是只是还没有消失。
德米特里沉默了很久。
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他终于问。
老太太重新拿起围巾，开始织。
我不知道，她说，但我知道一件事。那个分理处里的季莫费·季莫费耶维奇，他说得对，这套东西不是为你设计的。但他说得不对的是，他说这不是你的错。这当然是你的错，也当然不是你的错。这是所有人的错，也不是任何人的错。这就是罗刹国。在罗刹国里，对的事情和能做到的事情，从来就不是同一件事。
那天晚上，德米特里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。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
他的手已经透明到可以看见床单的花纹了。
他闭上眼睛，试图入睡，但他知道自己不会睡着。因为在黑暗里，他听到了一种声音。那种声音不是从外面传来的，是从他自己的身体里传来的，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叫他的名字。
德米特里……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……
他睁开眼睛。
房间里站着一个人。
那个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，和他身上这件一模一样。那个人的脸和他一模一样，但老了三十岁。那个人的眼睛是空的，不是瞎了的那种空，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的那种空。
那是六十岁的德米特里·帕夫洛维奇·沃尔科夫。
你来干什么？年轻的德米特里问，声音在发抖。
老的德米特里看着他，嘴角动了动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
我来收账，老的德米特里说，你欠的不是基金会的钱。你欠的是我的。你现在不缴，将来我就得替你活。可我已经活不下去了。我每个月只有一万一千二百卢布，我住在一个地下室里，我的膝盖坏了，我的牙齿掉了一半，我每天只能吃一顿饭。这就是你给我的未来。
我没有选择——
你有选择！老的德米特里突然吼了起来，声音像碎玻璃一样尖锐，你每个月都有选择！你选择了活过今天！你选择了下个月再说！你选择了把钱花在房租上、花在牙上、花在那瓶该死的格瓦斯上！你做了选择，德米特里。你只是不想承认你做了选择！
年轻的德米特里说不出话来。
老的德米特里慢慢走近，他的手伸过来，那只手也是透明的，像一只用冰做的手。
跟我走吧，老的德米特里说，你不缴，我就得消失。你消失了，我也就消失了。我们两个，总得有一个消失。这不是诅咒，这是算术。
年轻的德米特里看着那只伸过来的手。
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他想起了阿列克谢，那个外卖员，那个手指尖已经透明的年轻人。他想起了阿列克谢说的那句话：最可怕的不是别人忘了你，是你开始忘了你自己。
他又想起了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的那对金耳环。
他又想起了那张告示上的话：您的未来正在注销中。
然后他做了一件事。
他伸出手，握住了老的德米特里的手。
两只透明的手握在一起，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但就在那一刻，年轻的德米特里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尖恢复了一点颜色。很淡的一点，像冬天早晨刚亮起来的天光。
我不跟你走，他说，但我也不会让你消失。我去想办法。我不知道什么办法，但我去想。
老的德米特里看着他，空掉的眼睛里突然有了一点什么东西。那不是光，是比光更暗的东西，是一种在绝对的黑暗里才能看见的东西。
你想不出来的，老的德米特里说。
也许吧，年轻的德米特里说，但在我想出来之前，你哪儿也不许去。
老的德米特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，像一团雾一样，散了。
房间里又只剩下德米特里一个人。他的手还是透明的，但比刚才好了一点。好了那么一点点。
第二天早上，德米特里走出单元门的时候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还坐在那条长椅上。
你活过来了？老太太问。
还没有完全，德米特里说，但也没有完全消失。
老太太点了点头，好像这个答案在她的预料之中。
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写了一句话，老太太突然说，说要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保障的政策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
意味着他们终于承认这个问题了。
老太太说，意味着他们终于承认，这个问题不是你们造成的。但承认归承认，改不改是另一回事。在罗刹国，承认错误是最容易的事。改正错误是最难的事。而大部分时候，这两件事之间隔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明天。
德米特里站在那里，看着圣彼得堡灰蒙蒙的天空。涅瓦河的方向传来轮渡的汽笛声，悠长而悲哀，像一头巨兽在叹息。
他知道自己还是得去想办法。也许去借钱，也许去接更多的活儿，也许去卖掉什么东西。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在那个分理处的队伍里，有四千两百万人在排着。每一个人都经历了那个先停这个月的时刻。每一个人都在那个时刻做了同一个选择。
那个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傻，不是因为他们短视，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
那个选择是因为他们站在一个两边都是悬崖的路口，而两条路上都没有灯。
德米特里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，摸到了那张粉红色的单子。他把它拿出来，看了看，然后叠好，重新放回去。
他朝涅瓦大街的方向走去。
在他身后，那栋赫鲁晓夫楼的三楼窗户后面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·别洛娃看着他的背影，慢慢地把围巾又绕了一圈。
她想起了自己那对金耳环。
她想起了四十一年。
她想起了下个月的一万一千二百卢布。
然后她继续织她那条永远织不完的围巾，因为在罗刹国，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其实很有限。你能做的，就是在还没有消失之前，把手里的线一圈一圈地绕下去。
至于绕到最后是什么……
账本不会说谎，但账本也不会告诉你答案。
它只会告诉你一个数字。
而那个数字，每一个月都在变大。